治理医生收红包问责院长还不够

　　对医生“收红包”这一顽疾，人们早已熟悉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纠治模式——对当事医务人员进行党纪、政纪等方面的处理，然而，在正风肃纪的新常态下，这种传统“药方”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2007年3月至2013年4月，在长达6年多的时间里，青海省红十字医院近八成的医疗科室和215名医务人员，收受某医药公司“红包”累计达1966万余元。36名医务人员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42名医务人员被予以批评教育，检察机关立案侦查7人。

　　接下来，令人未曾预料的是，2014年9月，青海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红十字医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张建青，青海省红十字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杨文娟，因工作失职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这里的“工作失职”，究竟在什么地方“失”了？从网站表述看，是“忽视了对托管业务的监管，对医务人员也疏于教育和管理”。也就是说，医务人员“收红包”，医院领导为此受到了“殃及”。

　　众所周知，医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包括了医、药、护、技等各类岗位，以及院长、部门领导、科室主任等不同层级，这也是舆论屡屡呼吁加强管理、规范医疗的原因所在。既然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那么在某个部位出现“病变”的时候，就不能割裂视之。尤其是作为主要负责人的医院书记、院长，更应基于“权责一致”原则，为疏于管理承担责任。

　　看看这起医生“收红包”丑闻。青海省红十字医院的大多数医疗科室“未曾幸免”，一大批医务人员纷纷“湿鞋”，在长达6年多的时间里，收取“红包”数额近两千万，情况如此严重，“创收”如此猖獗，医院管理者该到了何等麻木的程度？从这个意义来说，受到党纪处分是理所应当。

　　但是，问责书记、院长，毕竟只是一种警示手段，更深层次的目的，还是要推动管理监督的制度化常态化。纠治“收红包”顽疾，问责之后，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引以为戒，从管理角度加强预防和规范，特别是堵死与医药公司等利益方不正当往来的“暗道”，无不需要痛定思痛、亡羊补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冰解冻，须持续加温。从本质而言，问责只是治理的一种手段，从效果上看，并不能代替行政措施，乃至立法规范。有了问责书记、院长这么一个良好开端，将来还需综合运用更多的手段，打出更漂亮的“组合拳”，有力遏制住“收红包”的不正之风，还医院和医患关系一方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