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的收入差距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跨地区移民进入城市，相对于原来的老家，他们可能收入更高了，但相对于既有的城市居民，移民群体中却有不少人都属于低收入者。看中国大城市的问题，要有国际视野。大城市由于其经济结构和在一个国家中作为人才聚集地的特殊性，其收入差距的水平通常也较高，这是全球普遍现象。

　　从中国自身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在日益扩大，而且其扩大的速度也快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和全国总体上的收入差距。同时，由于城市人口密度较高，日益扩大的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将给城市的和谐发展带来的风险不可小视。

　　大城市通常是一个国家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地，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大城市的产业必须代表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在人才充分流动的当今世界，人才的竞争趋于“白热化”，为了吸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就需要支付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报酬。换句话来说，对于高端人才，其收入将率先“与国际接轨”。

　　而在另一端，低技能的劳动力也往大城市集聚，这是有客观经济规律的。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越是劳动生产率高的地方，越需要低技能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为高技能劳动力提供服务支持，同时，高技能劳动力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支付能力购买各种消费型的服务，产生大量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高技能劳动者越是在大城市集聚，越是创造大量低技能劳动者的岗位。

　　服务业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相对来说，较高技能的劳动者更多地集中在金融、贸易、咨询这样的生产型服务业里。在我们掌握的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里，如果将劳动者所在行业区分为体力型服务业、制造业和脑力型服务业的话，在更多用脑的专业服务业里，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3年，而在制造业里，这个数据是11年，体力型服务业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是10.8年。

　　在不同的城市之间，通常是更大的城市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更高，那么，是不是大城市就不需要低技能劳动者呢？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数据分析显示，恰恰是因为高技能劳动者在生产和生活中带动了对于劳动者的需求，总体上来说，更大的城市中从事体力型服务业的劳动者比重更高。

　　在美国，高技能劳动者当中收入的分化更为严重，有的成了比尔·盖茨，有的则是一般白领。同样是在受大学教育程度的人当中，他们从事的岗位类型差异远远大于低技能劳动力。即使同样是在金融行业，金融街投资银行的白领和银行里普通职员的收入差距也非常大。这样，在高技能劳动者集聚的大城市，高技能者之间的收入分化也将带动城市整体的收入差距。相比之下，在较低教育程度的劳动者之间，他们所从事的岗位多以体力劳动为主，相互之间的收入差距不大。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共同向大城市集聚，再加上高技能劳动者内部收入差距巨大，使得美国大城市的收入差距高于中小城市，而且与中小城市相比，大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也明显扩大得更快。

　　城市规模和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中国也存在。根据2005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总体上来说，越大城市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进一步的分析显示，中国的问题和美国还不一样，中国大城市的收入差距主要是因为吸收了大量外来来人口。在教育程度方面，主要还不是因为高教育水平的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大，恰恰相反，较低教育水平的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在当前中国发展的阶段之下，大学生的创业并不普遍，而低教育水平的人却创业活跃，这就拉开了较低教育水平的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带动了城市总体的收入差距。

　　随着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未来，对于想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中国城市来说，统计城市的收入差距将是一项必要的基础工作。届时，收入差距的统计范围必定覆盖到所有常住人口，也必定要包括生活在特大城市的非本市户籍人口，甚至有必要包括外籍人士。这样统计出的收入差距可能会是比较高的值，政府要对此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特别要提醒一下，仅关注本地户籍人口的收入差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是不符合国际惯例的。

　　在大城市收入差距扩大几乎成为定局的条件下，不应该简单地干预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居民收入水平，对于通过政策干预来直接调控收入差距要非常谨慎。与直接干预收入相比，更长效的政策是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来缩小居民的实际福利差距，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这就意味着，如果未来城市要着眼于缩小常住人口的收入差距，那么，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也势必以常住人口为对象。如果仍然将政策目标仅限于户籍人口，那么，在户籍人口内部缩小收入和公共服务差距的政策却可能带来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更大的差距。这种与户籍相关的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具有“起点不公平”的性质，反而不利于增进社会和谐。

　　现实的情况下，外来人口相对聚集的地方恰恰是公共服务资源与人口数量矛盾相对更大的郊区。以上海为例，最近的一项统计显示，现在上海50.4%的80后外来人员分布在近郊区，30.9%分布在远郊区，两者合计81.3%，仅18.7%分布在中心城区；这些人群又主要分布在浦东、松江和闵行这三个区，三区合计占49.7%，接近一半。随着上海市中心人口向城郊迁移，以及外来常住人口也更多集中于城郊地区，公共服务布局与人口布局不匹配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应尽早得到政策关注。

　　在大城市，如果均等化政策以常住人口为目标，那么，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均匀问题将更为突出。以上海市的普通中学情况为例，数据显示，在2011年，无论是看常住人口的人均普通中学数量，还是看人均教职员工数或人均教师数，上海市各区（县）的中学发展非常不平衡，人均指标排名前两位的静安区和黄浦区是排名后两位的松江区和青浦区的2-3倍。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是大势所趋，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公共服务要覆盖常住人口。如果不认清这个大势，不尽早对教育的空间布局调整采取前瞻性的政策，等到未来有更多外来常住人口要在本地获取中小学教育的时候，城郊教育资源供给不足问题势必突出，不利于居民享受相对平等的教育资源获取权。

　　(本文摘自2016年7月由世纪文景出版的《大国大城》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