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们对官位趋之若鹜不是好事

　　每年一到十月诺贝尔各种奖项开奖的时候，中国人多少还是有些期待的，总希望评委们能给我们一些惊喜。惊喜偶尔也会有，比如，在2012年莫言就得了文学奖，2015年屠呦呦就获得了生理学或医学奖。这倒不是中国人有获奖情结，而是诺贝尔奖，尤其是其中自然科学领域的奖项，其毋庸置疑的公正性与权威性使人折服，那些能获奖的毫无疑问代表的是世界领先水平。与拿奖拿到手软的诺奖大户美国相比，我们真有些气短，这不，连写民谣唱民谣的音乐人鲍勃·迪伦，都能出人预料地拿到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不服气行嘛！

　　记得几年前曾看过一篇文章，剖析我国难以产生世界级的大师，原因之一就在于许多科学家都想去当官。之所以如此，一是由于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可谓无远弗届，以至即便是真正清高或自命清高的知识人也不能“免俗”；二是知识人对官位趋之若鹜，是因其背后有强大的利益所在。官位背后隐含着很多行政资源，这些行政资源会进而衍化为换取学术资源的资本，在项目立项或学术评价中占得先机，为下一步的晋升创造更好的条件，由此形成了一个貌似“良性”的循环。然而它的负面作用也是明显的，知识人把官位钻营到手了，学术的“主业”却变得一片荒芜。而参与一些仪式性的工作，又会挤占大量时间，以至连最基本的科研时间都保证不了，自然也就无法产生含金量高的研究成果，所以在我国有名头的科学家不少，得诺奖的反而是屠呦呦这样的科学家。虽说诺奖不是唯一的评价体系，却是我们最在意的一个评价体系。偌大的投入换来的总是每年十月的一声叹息，确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

　　实际上，在中国不惟科学家、知识人想当官，几乎人人都有个当官梦。“假如有一个当官的机会摆在面前”，可能谁都不愿错过，“坚辞不就”的人少之又少。在财富和权力面前，无人能抵得住它的诱惑。其实这本无所谓对错，也无所谓道德高尚与否，只不过人性使然、自古皆然而已。在葛承雍的《中国古代等级社会》中，有这么一段话，“等级制度在古代中国人眼中，就是神圣、尊贵的‘官’。成功者，被信任者，即委以官职，事业成功却无官职的人，则往往会感到脸面无光。人们追求和向往的，就是入仕做官。官的特权，官的等级，官的待遇实在太具有诱惑力了，让人无法不趋之若鹜。中国古代虽然入仕参政有多元途径，但惟有步入官场方是正途。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中国是一个官国，等级与相应的权力意味着一切。”古人“头悬梁，锥刺股”，如此这般的刻苦努力，目的不在于掌握知识文化所带来的愉悦，学“优”只不过为了博取功名，为了换来入仕之后的种种特权和好处。

　　与古代只有“学而优则仕”相比，现在入仕的途径则多了去了。有些人是自己求得入仕的门径，还有些则是为了显示社会对人才的尊重，“破格”被赋予官职，以至于几乎在任何一个行业中的佼佼者，都有机会进入官场，成为具有各种行政级别的官员。殊不知这些在各自领域有所成就的人，当官之后，和那些学者专家知识人一样，荒废了自己的本职不说，更带来了外行领导内行的积弊。对个人来说是名利双收，对其领导下的各项事业来说则可能一蹶不振，甚至弄到一败涂地。

　　让各种有专长的人去当官，除了会加深学术科研领域的行政化外，还会使知识分子的公共批判精神销蚀。现在我们常说读书人缺乏社会良知，缺少社会责任感，是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这正是以尊重知识和人才之名收编读书人的必然结果。试想，作为体制内的食利阶层，怎么舍得在批评自己时“下口狠一点儿”呢！我常想，孔子之所以一辈子批评当时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关键是他不得各诸侯国君的重用，正因为此，也才成就了他“使乱臣贼子惧”的声名。

　　如果我们想让更多的人才脱颖而出，希望听到更多建设性的意见，希望有更多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获得诸如诺贝尔奖这样国际同行的认可，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让他们当官，让他们有钱也有闲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有“钱”、有“时间”和“思想的自由”的人，其创造潜能也会是无远弗届的。一个社会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他们提供什么和不提供什么，同等重要。不给他们提供官位，虽会少了一批技术官僚，却会出现更多的莫言和屠呦呦，不信就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