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主流媒体和智识精英为何不待见特朗普

　　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在互联网+的时代，这场发生在大洋彼岸的政治“真人秀”吸引了无数中国观众的眼球。作为一个政治哲学(而非政治科学或国际关系)的研究者，不会去预测、同时也无意于缕析美国大选中各种具体而微的利益纠葛，相反，更关心的是此次美国大选在(政治)哲学层面上到底意味着什么，换言之，它是否表明了(代议制)民主政制的危机，以及是否表征了一种新型纳粹主义的卷土重来?

　　毫无疑问，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竞选和胜出吸引了欧美知识界的广泛关注，例如法国左翼激进哲人阿兰·巴迪欧和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纷纷发声，认为特朗普代表了“新形式的政治粗鄙和政治议程上的主观暴力”，是“新型法西斯主义”的代表和“钟摆转向”中“不受政治正确约束”的强人政治的典范。

　　对于处于围观位置的中国普通民众而言，我们似乎很难理解特朗普上台对美国智识精英和主流媒体所带来的巨大震撼。曾几何时，美国民众对建国之父们所缔造的以人权为核心的混合民主政制深信不疑、引以为豪，并在二战后一度成为争相效仿的政体样板。然而今天，美国的民主选举结果让他们也大跌眼镜，甚至无法接受。

　　事实上，与后来对民主的褒扬和笃信不同，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对大众民主怀有深深的敌意和警惕，藉由对古典教诲(如柏拉图《理想国》)的熟稔和对民粹主义与民主暴政的警惕，那些权贵-智识精英们在起草美国“宪法”和建构政治体制时(如《联邦党人文集》)，设计了异常复杂的权力制衡机制(如三权分立、法官终身制、工作日投票等)，就是为了防止或牵制民众的愤怒和无理性，避免民众通过民主的方式将美利坚合众国引向可怕的僭政和无序当中。然而，特朗普的胜出击碎了美国智识精英们对这套民主政制坚若磐石的确信。

　　为什么美国主流媒体和智识精英不待见特朗普?特朗普对于他们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或许可以从特朗普的选举口号和经济主张中窥其概要。

　　首先，特朗普高调抛出自己的竞选口号“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这让那些深陷迷茫、不安之中的美国民众为之振奋。

　　不管特朗普能否兑现他的承诺，他们都需要这样的强心剂，需要这样振奋人心的口号将他们从“普遍的迷失感、生命方向的完全缺失和人类未来的战略远景的匮乏”(巴迪欧语)的泥潭中拖拽出来;他们厌恶那些受过教育的职业政客们(如希拉里)——他们久经沙场、善于辞令、圆滑老练、左右逢源，具有的只是语言论辩(民主)上的强大，却鲜有强有力的政治行动能力。与之相反，特朗普看起来粗笔狂妄、口无遮拦，甚至言语极端，但这让他们倍感亲近和群情振奋。

　　特朗普的美国振兴计划重心在于强调美国本土的经济增速，而非希拉里的经济结构调整。其拉动经济增长的四大抓手是:“降低税收、贸易保护、产业回迁和大兴基建”。这种生意人思维主导的施政纲领强调军事上全球撤军，政治上反对移民渗入，经济上增加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这些主张与世界大势和美国低迷的国内情势高度契合。

　　从政治哲学上看，特朗普的国家主义和竞选主张与倡导人权、崇尚多元差异的美国宪政精神格格不入，突显了封闭保守、祛斥外族和遏制自由市场竞争的思想倾向。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认为现代世界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于其开放性。他反对柏拉图，认为柏氏的城邦(政治)带有围墙和信仰(意识形态)，因而是封闭的，亦是现代社会(社会没有围墙，故而开放)的精神气质扞格不通。然而，特朗普的贸易保护和产业回迁就是要将本国利益放在首位，这无异于树立了一堵无形的城墙，将自我和他者区隔开来。

　　更重要的是，在移民和接受难民问题上，特朗普秉持独尊我(国)族，拒斥外来的原则，这尤其体现在他竞选前后反复强调的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驱逐或监禁非法移民等问题上。对于反对者而言，特朗普此举明显数典忘祖:因为美国本质上是一个移民国家，正是这些富有进取精神的移民建立了这个国家，繁荣了这个国家，并最终使得这个国家在当今的世界文化和经济格局中占据了不可撼动的主导位置。

　　特朗普的国家主义的经济主张让人想起了罗斯福。但他肆无忌惮的种族言论，驱逐移民整体出境的极端言论，将外来族裔当作替罪羊的政治策略，以及强调美国再次强大起来的铮铮誓言，更容易让人想起纳粹主义者阿道夫·希特勒。后者在风雨飘摇的魏玛共和国，通过合法的民主选举方式成为国家元首;而他之所以获得大众的认可同样在于他强调日耳曼民族的伟大，主张种族隔离和清洗，强调重振德意志民族的伟大……

　　特朗普的当选无疑代表了部分美国选民的意志，但同样也违背了另一些选民的意志，这使得美国民众对大选的政治热情并没有随着大选的结束而结束。例如，一些极端的特朗普支持者到墨西哥边境践行他的边境隔离主张，而一些反对者则通过大张旗鼓的游行示威来抗议特氏的胜出，一些极端的激愤之举超出了法律的约束，发酵成为种族歧视的反华裔行动，甚至波及到美土之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

　　当然，这并不表明特朗普多么具有权威，政治感召力抑或人格魅力，恰恰相反，这只证明危机之下的美国已然不再是一个整体，即分裂为不同利益诉求的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之间的冲突在民主制的上升期还能克制地限囿于法律的约束之下，而一旦发展演化到极端，尤其是当人们的不满难以通过民主选举方式得到表达或宣泄时，便会通过某种极端(暴力)的方式表现出来。

　　美国大选是否意味着民主政治的危机或崩溃，现在言之还为时过早，毕竟历史的发展存在着诸多偶然性，而且民主制自身具有修复能力。

　　当然我们一方面可以将民主政制的颓败衰落归因于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的影响: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到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世界经济直到今天也没有缓过劲来，甚至前景愈加让人担忧。

　　这种低迷不振的经济形式反映到政治上，表现为利益集团的高度分化和民众对政府无所作为的强烈不满。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民主制本质上的脆弱和限度，正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告诫的那样，民众的激情容易被强力意志的政治野心家操纵，蜕变为最为败坏的僭主统治(或民粹主义)。这一预言在历史现实中并不鲜见:德意志纳粹主义以及近些年发生的世界范围的民主政制危机;从希腊债务危机到德法难民潮、英国的公投脱欧，再到美国的驱除移民和种族主义，民主政制一次次上演政治丑剧。

　　(本文作者系江苏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