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当前和未来中国政治社会生态的主义之争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国家通过共识性政治的过程将其意识形态与制度发展化，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民众的诉求达成一致，发育出了国家主义和发展主义高度融合的“发展型政治”。由于这个制度从一开始就强调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加上中国改革初期社会的平等状态，因此，国家主义的执政逻辑，发展主义的经济逻辑与民众的生活逻辑在“发展”上达成了高度一致，从而构成了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主体性叙事，也在客观上促成了“发展的政治正确性”。

　　随着发展主义的差异性受益效应的出现，社会分化由此不断加大，出现了弱受益以及利益受侵害的群体，社会产生了对国家主义和发展主义联姻的道德性责难，中国当代的民粹主义随之出现。由于民粹主义的底层性和反精英性的特点，民粹主义迅速占据底层社会空间。民粹主义同时催生了中国的“民粹性学术“， 大量以批判性面貌出现的“为民请愿”的呼喊汇集成了很大的一股“学术浪潮”，这一浪潮通过消化底层社会生活和构建中国的”底层和弱势政治“，从而成为底层政治的代言人。在此情况下，原有的国家主义和发展主义的紧密结合关系发生了松动，发展主义的“硬道理”也开始变软，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在“民意”的场域中找到了结合点，发展主义的主导性下降。 同时，国家主义的生存依然需要发展主义，至此，中国的发展步入了国家主义、发展主义和民粹主义交织联动的阶段。

　　国家主义的结构性张力

　　中国当代的国家主义从一开始就含有超出西方民族国家治理能力的内容。在党政一体化的体制下，在执政党的理念以及现代执政党面临的执政合法性的激励和中国传统政治遗产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特有的国家主义得以发育并继而成为了主导中国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的逻辑过程。一方面，国家主义必须包含确保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成分，这都需要体现在国家治理结构的设置和功能的运转方面;另一方面，中国当代的国家主义又包含了国家的“经营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发展性。按照现代西方的国家政治理论和实践的一般性模型，国家的主体性作用是对市场的规范并确保市场的公平运行以及鼓励市场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国家通过自身的机器确保财富的分配和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但是，中国的国家主义的实践显然超出了这个范围。中国的国家主义不仅与市场性的发展主义高度结合，而且国家也同时是发展的主体之一(这也是中国的产业政策和西方讲的产业政策的区别，这也涉及到了林张最近的争论)。作为经典国家政治理论的假设，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一体化无法实现公平和正义，这就造成了中国国家主义的内在张力。中国国家主义的实践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也是由于这个张力的存在，但是问题则又是中国的国家主义的特色，也正是在这个张力中紧密地粘合了发展主义，破除这个张力意味着国家主义和发展主义的分离和国家功能的收缩。这也是解释中国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的难点所在，也是众多学术和政策争论的核心。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国家主义的发育除了受现代国家-社会范式的影响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传统国家政治实践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国家主义也包含着民族主义的成分，这一方面使得中国国家主义具备了不断延续的文化基础，但也使得自由主义的有限国家的主张在中国的实践出现了文化上的障碍。中国当代国家主义的双重特点是中国发展的业绩和发展问题的核心原因，这个矛盾将持续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发展主义的双重性格

　　中国当代的发展主义一方面来源于中国被动性卷入全球化过程的文化适应策略。这可以用经典的资本主义在非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理论来解释。中国作为一个独立文明形态的历史延续也是中国当代发展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根源。中国的社会文化演变中一直都有传统的启蒙性要素，如法家基于人性之恶的国家治理理念，传统的科技发展，传统的商业主义实践等等。所以中国的发展主义和在非洲实践的外来发展主义是不同的。有很多人将此称为“嵌入性”现代性。这种结合性的发展主义从一开始就强调对于外生性发展要素的技术性借鉴，如洋务运动的思想家冯桂芬所讲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以及改革开放所坚持在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和技术的同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理念。实用性的发展主义从内生层面规避了与国家主义的冲突，同时又在外生层面以其实用性与国家主义的功利性需求产生了亲和性。因为中国的发展主义在逻辑上不挑战国家主义，同时还会潜在地加强国家主义的权威，而国家主义的威权政治又为发展主义提供强有力地支持，因此，国家主义与发展主义构建了有机的联姻。这也就是孙立平先生说的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以及知识精英的结合。精英的结合对社会的主导以及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大众普遍性的福利改善是发展主义得以在中国成长的重要政治和社会经济基础。但是，现代的发展主义的外生性要素在满足国家发展主义的需要的同时又与国家主义存在冲突。外生性发展主义框架中的很多要素，如自由主义和制度主义与国家主义中的很多要素构成了这个联姻的结构性矛盾，这个矛盾一直都在消解国家主义的权威，国家主义出于功利性需要在发展主义的压力下不断让步。同时，由于发展化的国家主义威权有利于发展主义的实践，因此也就使得发展主义对于国家主义产生了依赖，使得发展主义难以撼动国家主义的主导，也就消解了发展主义的扩张冲动，两者的有机互动形成了中国当代发展主义既冲击国家主义又为其让步的双重性格。

　　民粹主义的异军突起

　　如果说中国过去的政治社会过程更多地表现在国家主义和发展主义互动的话，那么，当前和今后将会是至少三个主义的互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主义和发展主义整合了社会需求，构建了一个基于发展的社会共识，两者相互配合推动了中国的转型。然而，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和通向财富积累路径的日益封闭导致了针对发展的共识程度的下降。国家针对环境和社会公平问题的一系列举措极大地削弱了发展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国家主义和发展主义的联姻关系开始松动。在国家依然需要发展主义为其提供物化的资源的条件下，国家同时需要为其统治寻求新的合法性政治资源，因此，民粹主义开始出现并逐步在国家主义的框架中占据发展主义衰落的那部分政治份额，民粹主义与国家主义产生联动并继而与发展主义相互关联，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生态的构成要素开始发生变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世纪以来不断成长的民粹主义改变了原有的相对均衡的国家-社会关系。民粹主义的迅速上升一方面来源于其代表的主张在表观上符合中国国家主义的政治道德取向(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也来自于民粹性学术思想扩散以及民粹运动与底层社会及弱受益群体的结合。虽然说这样的结合在中国特有的政治生态中不可能形成巨大的冲击力，但是从国家主义的让步和发展主义的影响消退可以看出这个压力也是相当有效的因为，民粹主义直接抨击发展的负面影响，直击商业精英利益，为弱受益和受损群体呼唤权利，因此迅速占据社会道德高地并获得巨大的社会资源，并继而通过主张发展民生绑架国家，胁迫发展主义的扩散。最后，民粹主义的主张和倡导为媒体提供了难得的社会资源，媒体特别是自媒体在阅读量竞赛的刺激下极大地推动了民粹思潮的扩散。民粹主义同时也在边缘性学科中获得大量的学术资源，并以其学术批判的正当性面貌出现占据社会舆论的中心。民粹主义的主张的表观正当性不仅直接削弱国家主义的主导性，同时也使得发展主义的理性抵抗无从落地。虽然说，民粹主义在过去十多年中对于中国民生的改善多有建树，对于建构社会的公平正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发展主义，也对国家主义构成了挑战，并继而成为了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生态系统的不稳定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和未来中国的发展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这三个主义之间如何互动，而且在发展性共识逐渐减弱的客观条件下，国家主义、发展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结构性张力将会成为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