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公信力受伤 谁在一笑而过

　　“罗尔事件”发酵后，有媒体发起问卷调查，超六成受访网友表示参加过网络捐款，过半受访网友对网络求助存疑。这个结果并不意外。在经历了形形色色的“罗尔事件”之后，一个问题迟早会在很多人脑海里浮现:今后，面对网络求助，我到底是捐，还是不捐?

　　犹记得当年彭宇案在道德领域留下的深深疤痕。今天，面对不断冒出的“捐不捐”纠结，我们更须借鉴“扶不扶”的教训，尽早规避。

　　道德是社会良性循环的内在需求。一般情况下道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除非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思潮发生巨大变化。但道德的“护城河”是法律，比道德更低的“底线”由法律捍卫。在道德之外，本该由法律维护的地带，道德将无能为力。法律领域的失守，将是道德难以承受之重。

　　当前，“罗尔事件”侵蚀互联网慈善的公信，法律亟须挺身而出。倘若让始作俑者一笑而过，赔礼鞠躬，万事大吉，如此低代价之事，天下攫名利者必“前赴后继”，互联网慈善将“万劫不复”。

　　首先亟待厘清，法律在此事上究竟有无作为空间?倘若已有的法律准绳闲置不用，相关的监管者闭目养神，任凭社会的道德谴责单兵作战，那么不仅慈善公信被弱化，法律权威也遭疑。就“罗尔事件”来说，《慈善法》有很多规定可供参照。比如，《慈善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开展公开募捐的，或者通过虚构事实等方式欺骗、诱导募捐对象实施捐赠的，由民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停止，并可进行行政罚款;第一百零七条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假借慈善名义或者假冒慈善组织骗取财产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等等。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全是罗尔及其背后“推手”公司的自弹自唱。最起码，被《慈善法》赋予了明确职责的民政部门是否该站出来说句话?

　　其次，此次事件暴露的法律模糊空间，值得探究和反思。比如，个人求助、个人募捐、公募行为如何区分界定，微信打赏算不算捐赠，这些新问题有待司法实践确认;而捐赠者的退捐权虽被法律明确，此次事件中罗尔方亦明确表示将退回捐款，但很多同类事件中的退捐权，仍待有效的落实途径。

　　更令人揪心的是，究竟有何有效手段遏制互联网恶意营销事件的泛滥?此次事件，“带血营销”成痛点。然而，如今在互联网营销界，利用冲击公序良俗的手法博眼球毫不稀奇，此类案例不胜枚举，甚至一些业内人士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上海女春节逃饭”“挖掘机”等公共事件背后，都隐现营销公司身影。但每每伤害道德、撕裂社会之后，恶意营销者除了为自己的从业生涯积累了“赫赫战功”，别无损耗。

　　原因正在于，对此恶意营销我们并无有力的法律利器。《广告法》规定，广告不得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但，这只是在说广告。恶意营销又当如何?工商总局曾提醒电商，不得以恶性营销手段参与竞争，然此提醒有多大法律效力?如果不能在法律上为公序良俗构筑栅栏，道德将一再流血。

　　惟有让造假者、恶意营销者对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有清晰认知，对违法成本有确定预期，才能避免其为暴利打擦边球的冲动，避免公共道德和社会诚信难以逆转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