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违法“随手拍”背后的几重隐忧

　　“温州交警”微信2.0版移动互联网交管综合服务平台今年上线以来，温州市民普遍认为该平台的功能越来越丰富强大了。市民通过“智能随手拍我要举报”平台，可举报交通违法行为。(12月15日《浙江日报》)

　　温州交警的“智能随手拍我要举报”平台一经推出，就收到了良好效果，“每天接受群众举报1500多起”，“共接收到各类举报20余万起，作为违法证据录入处罚17万余起”，营造了“人人都是参与者、人人都是管理者、人人都是监督者”的氛围。然而，效果的良好并不能掩饰其背后的多重隐忧。

　　鼓励市民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随手拍”的法律依据尚存争议。此前，以广州为代表的“随手拍”活动因为惹上了官司而被迫终止，而武汉、南昌等城市也因类似原因无疾而终。坊间争议的一大焦点，在于《行政处罚法》规定，调查取证是行政执法机关行使处罚权的组成部分，不能委托公民行使。如果任由执法机关将执法权让渡于市民，试想大街之上，所到之处，皆为电子警察，观感似乎也并不让人感到愉快。法律实践的滞后很容易让“随手拍”成为论者的标靶。

　　“随手拍”之所以能够得到很大的支持，自然与民众对交通违法行为的痛恨密切相关，但又何尝不与其所设的物质奖励有一定关联?物质奖励的一大副作用就是，刺激了一部分人利用合法规则谋利的想法，比如有人握有“交通违法”相片或视频以要挟他人，比如有人以谋取更多的“奖励”而不停的举报，比如有人怀着某种故意对他人进行跟踪盯梢，凡此种种，折射的是一部分人的心态扭曲，反映却是实实的问题。而如果没有相应的物质奖励，只是单纯的鼓励举报，效果究竟几何，尚未可知。

　　再者，不妨假设这样一个场景，民众人人手持手机等工具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举报，都成为“拍拍族”，相关执法部门是否就会在日常管理中趋于“懒政”呢?这或许有点杞人忧天，但“汽车占自行车道，初中生拍照被骂”的事件犹在眼前，本该主持公道的警察只顾着圆场，却不处理违章车辆就是生动一例。发动了公众，自己却在墙角里休息不是没有可能，所以公众的参与监督固然可喜，但相关执法部门也不应成为“甩手掌柜”，更应积极作为。

　　不可否认，“随手拍”对于减少交通违法行为有着重要而积极的意义，对于弥补交警部门管理力量的不足也有相当大的作用。但是，需要明确的是“随手拍”提供的仅仅是线索，交警部门需要严格遵照相关程序进行调查取证。设若沉浸在交通违法“随手拍”所取得的成效之中而看不到其背后的隐忧，显然不是科学而积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