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专栏｜找到时代之我

　　马云日前谈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现状时直陈，不是实体经济不行了，而是缺少开拓创新精神。毫无疑问，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在市场条件下找到“我”，以我思引我行，用思维创新和技术创新打破路径依赖与趋同选择，适应需求变化，占领市场高地。

　　其实，这种找我的精神品质不仅是企业行为创新发展之要，而且理当成为我们每个人在民族复兴伟大时代中的应有存在。

　　事实上，每个人对自我都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物质机体，陌生的是精神世界，以至我成为哲学的追问。从古希腊泰勒士“万物皆水”开启理性思考世界本原→近代认识论哲学→现代语言哲学和逻辑哲学，人类哲学目光逐步由放眼认识世界转向聚焦审视自我，把对世界探索研究内置于对自我追问反省上。故而哲学上的我，就是以批判精神和反思力量构建起一个不断产生个体化理解和个体化创造的世界，这需要借力人性灵智、心智和理智去艰苦思考，乃至人们平时常说“认识自我最难”，换言之，认识了自我就是创造了世界。

　　人生存于特定文化情境。认识自我，或曰找我意识强弱与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在儒释道三教交融并以儒家学说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突出圆融、整体和齐一，强调“克己”，“自我抑制”“自我消解”，乃至“自我舍弃”，我的元素很清淡，即便是在现今，如果某人开口闭口都是我如何我怎样，定会引起众人反感。费孝通先生在比较东西方文化后认为：“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占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杀个人……在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生育制度》）。”１９９１年新加坡国会通过的《共同价值白皮书》所明确的核心价值是“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充分反映出儒文化圈“克己”“无我”的社群主义文化基因。梁漱溟先生早在上世纪４０年代就提出，中国传统社会既非“个人本位”，亦非“社会本位”，而是“伦理本位”，即“关系本位”（《中国文化要义》）。

　　这种“关系本位”与圆融、整体和齐一的文化理念，在社会生活中以家本位或家族本位形式呈现和展开，引导人们将行为选择和自身利益服从于所属社群（家、家族、乡里等），俗话说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就显见此文化情怀，这有利于促进社会团结稳固，但最大的负文化效应就是浓厚的趋众心理、讲究面子、盲目攀比和行为趋同。有一则商业幽默：有个犹太人看到一条大路车水马龙，但少了加油站，于是投资兴建，买卖兴隆；又来个犹太人，见好多人在等待加油，就开了家超市，小商品很好销；再来个犹太人，发现不少长途驾者人困马乏，就建了旅馆，从此周围商业发展起来。又说有三个华人，第一个人在社区里开了饭店，食客盈门，第二个人见此也开了家饭店，第三个人看前面两人开饭店，也跟着开饭店，结果可想而知，趋同偏好可见一斑。

　　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和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历史就是人的历史。我国在１００多年前正式开启现代化转型，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同步形塑具有现代元素的个体，使臣民变成公民，即确立个人存在的权利、价值和意义，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其实就是突出我的存在意识和强化找我责任的过程。

　　先要找到自我。所谓自我就是社会性的我（社会规范约束了的原始生物性本我）。找自我就是用社会规范和德行准则严格约束自己、防范本我之“恶”、自觉反省修进的过程。故而找到了自我，就确立了社会坐标，获得了人格独立，增强了个人存在，明确了自身责任。

　　又要找到真我。人的自我感觉常受外界信息和思维加工扰动而失真遮蔽。需去浮云拨迷雾，用本心初心善心寻找此在的我、特定社会情境中真实的我。只有找到真我，才能洞悉自身禀赋，实践独立思考和行为创新；才能认识他，构建良好人际关系，消弭攀比和趋众。

　　还要找到大我。在民族伟大复兴时代，铁肩担道义、两手做贡献就是大我。这要走出庸碌无为计较得失的小我天地，找到精神世界之我、社会时代之我、独思创新之我。只有每个人都找到了大我，使自己的激情、潜能、智慧得以尽释绽放，社会必将充满无限生机活力。

　　尼采曾对着自我大喊：“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