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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青年中间去:杨贤江教育思想重温

来源:浙江在线
作者:诸葛沂    责任编辑 江于夫 张韬
2017年02月20日 07: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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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自身不改造,便无希望去改造社会。”这是杨贤江在《到青年中间去》一文中针对当时青年学生界风气萎靡的状况发出的殷切呼吁。“到青年学生中间去”——这既是杨贤江教育思想的核心,无疑也是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所亟需继承的理念和正确鲜明的工作方向。

  《怎样叫做觉悟的青年?》——这是浙江籍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上世纪20年代的青年革命导师杨贤江发表在《学生杂志》的文章,当时正是1924年。他在文中写道:“我们求学不应当专为一己的福利打算,也不应当死读书本,更不应当一味迎合社会的俗尚。而现在他们只是埋首读书,只望文凭到手,只求啖饭有地,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自私行为。这种人不是书蠹,便是乡愿。我们决不希望现在的中国再有这种迷误的青年。”他认为,青年应本着热心与理性,去干实际的活动;一个觉悟的青年,就是一个具有刚健的德性、能为社会福利而求学的青年。这样的观点放在今朝,仍然切中肯綮,振聋发聩,具有针对价值和现实意义。

  彼时的杨贤江,正是一个身心刚健、求学报国、投身教育的青年。据叶圣陶、郑振铎、夏衍和朱方叔等回忆,杨贤江体格高大,身正不斜,慎谨勤勉,踏实力行,谨言不苟;他的生活严肃而有规律,大清早便用铁哑铃锻炼身体,整天读书写作,学习外语,编辑杂志,思考如何用教育唤醒青年。生于甲午战争当年的他,从余姚的小村庄里走出来,求学于诚意学堂和浙江一师,得到李叔同、饶宗颐等大家的亲炙,毕业后到南高师等学校任职,又受教于陶行知等教育家,树立了“教育救国”的理想,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他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他领导青年运动,译介苏俄教育理论,编写刊物撰写著作,指导青年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正确的价值观,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和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形象。

  青年刊物是杨贤江全身心投入的工作园地。1921年至1926年,“以全国中学生为对象,以辅导学生交换知识为旨趣”的通俗刊物《学生杂志》在杨贤江和沈雁冰的主编下,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思想性很强。这6年,正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掀起之时,中国人民觉悟空前高涨的时期。《学生杂志》紧跟时代,成为宣传革命真理、团结教育青年学生的阵地。杨贤江办青年刊物,宗旨是真正走近青年,走进青年心中。在此刊1921年5月号的“本志刷新预告”中他写道:“本志同人,看了时代流转、思潮变迁的形势,常恐不能适应全国学生情意上、理智上热诚的要求;所以常常在这边设法改良,使得可以随时俱进,做个学生界最好的朋友。”在他的主导下,《学生杂志》摆脱了以前“杂乱不荪”的状况,摆脱了“青年导师”“学生领袖”居高临下的口吻,亲切地拉近了与青年读者的距离,热诚地关切他们的现实问题,渐渐成了青年学生的益友良师。这种办刊思想,使得马克思主义思想真正深入青年人的心中,号召了一大批有志青年投身革命事业。

  杨贤江在创办青年刊物的工作中,善于从实际出发,抓住现实问题,灵活创新,循循善诱。通过纪念活动或指导读书,通信联系或解答问题等各种途径,启发青年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他还在《学生杂志》上组织“青年问题讨论会”,对青年的求学、交友、恋爱、家庭、健康以及为人处世、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等问题,热情地给予关心指导。他极富创意地开辟了“通讯”“答问”专栏,给青年学生一个诉说困惑、“倒苦水”的窗口。据统计,从1923年3月至1925年10月,杂志共收入通信186封,最多的时候一期杂志上发表答问56则,往返问答内容有18000多字!可见杨贤江工作量之大,责任心之重。杨贤江的答问精到,具体实际,指导有方,充分体现了青年学生对杂志和他的信赖,以及他无私奉献的精神。

  青年应奋发有为,关心时下,改造社会——杨贤江希望青年人应达到“人的责任的觉醒”,不再静默泰然,而应服务群众,起来救国。他撰写大量时政论文,对青年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人生观”引导;他还发表《青年应注意时事》《教育者与政治》《学生与政治》《再论学生与政治》等“时论”,问题直接,论述尖锐,无形中站在了青年思想信仰阵地的最前沿,引领着、动员着青年们革命救国、振兴中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启蒙”阶段,青年学生对当局明令禁止的“新兴社会科学”充满好奇,杨贤江充分理解学生心理,撰写论文、主编书籍、出版译著,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他的这种身体力行,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中国的教育和革命事业作出了不懈努力和杰出贡献。后人评价杨贤江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理论贡献最为宏伟的教育理论家之一,也是最早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进行创新的最重要人物。

  也许是得到名家荟萃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艺术氛围的熏陶,杨贤江毕生执著倡导美育,将美学引进青年生活,为美育理念的传承播撒了美好的希望。1915年,杨贤江在《我之学校生活》中谈到“生活的内容凡是在满足人生向上发展的需要上不可少的,都应当求其具备。”他将德、智、体、美、劳这“五育”看作一个整体,认为美育既存有“增长人生乐趣,提高文明的要素”,又认为“美育的价值从道德上看,使志趣纯洁,品质优美”。他批评“现代教育最大的遗憾,似乎看轻了感情的醇化”,并着重肯定了“文艺对于人生的价值”。作为一名职业革命者,杨贤江尤其注重美育实践,尽管身处政治险境,仍然以极大的热忱投身于对青年的美育工作。他认为,青年的学习应在生活中,在实践中,不应读死书,应该搞“演说、辩论、演戏、音乐、摄影、绘画、园艺……”文化生活作为“整个的圆满的人生活动”里的重要部分,对社会生活有着极好的塑造作用。杨贤江的美育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很贴近青年教育现状,发掘青年的美感追求,具有客观性、实践性和操作性,切实可行,为培养青年的审美意识、普及美育理念、树立积极的价值观,插撒了新的、美好的希望。他在中国近代美育史上享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青年自身不改造,便无希望去改造社会。”这是杨贤江在《到青年中间去》一文中针对当时青年学生界风气萎靡的状况发出的殷切呼吁。“到青年学生中间去”——这既是杨贤江教育思想的核心,无疑也是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所亟需继承的理念和正确鲜明的工作方向。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标签: 青年;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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