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有理微观点（13）丨复兴号标注中国制造新高度

　　标注中国制造新高度

　　6月25日，由我国自主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正式命名，并将于26日在京沪线上投入运营。这标志着中国高铁迈出了“从追赶到领跑”的关键一步，我国铁路技术装备制造迎来一个新的时代。

　　高铁不仅“缩小”了中国，也联通了世界。不久前，来自“一带一路”沿线的20国青年评选他们心中的中国“新四大发明”，高铁高居榜首。短短数年，中国高铁合作遍地开花。领先的技术、过硬的品质、优质的服务，高铁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闪亮名片。

　　以高铁为镜，我们砥砺苦练内功的自主创新品格。以高铁为镜，我们涵养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复兴号”的启程，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关键路口。“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这样的历史机遇，我们不能也不会错过。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6月26日

　　“复兴号”的创新亮点

　　一是国家大力支持。中国标准动车组研制项目列入了国家“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示范工程，是国家重点支持项目。

　　二是统筹科研力量，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自2012年开始，中国铁路总公司集合国内企业、高校、科研单位等优势力量，产学研用紧密结合、协同创新，开展了时速350公里中国标准动车组的研制工作。

　　三是坚持需求牵引。从中国高铁运输需求出发，采用正向设计思路，开展技术条件和技术方案设计。

　　四是坚持自主化。坚持以我为主开展技术攻关，全面掌握动车组关键核心技术，软件、硬件全部实现自主设计、制造或选型，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五是充分试验验证和考核。中国铁路总公司统筹安排利用大西高铁综合试验线、郑徐高铁、哈大高铁开展中国标准动车组试验和运用考核，并进行了时速420公里交会、重联试验，创造了高铁列车交会、重联运行速度的世界最高纪录。

　　六是中国标准。在中国标准动车组研制过程中，我们坚持以我为主，大量采用中国国家标准、铁道行业标准、铁路总公司企业标准及专门为新型标准化动车组制定的一批技术标准，在涉及的254项重要标准中，中国标准占84%。“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构建了体系完整、结构合理、先进科学的高速动车组技术标准体系，标志着我国高速动车组技术全面实现自主化、标准化和系列化，极大增强了我国高铁的国际话语权和核心竞争力。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6月26日

　　全球经济的稳定器

　　南非标准银行中国经济学家杰里米·斯蒂文斯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一个更为清晰的事实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在改变全球经济运行的方式。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成为稳定全球经济的坚实堡垒。而当笼罩在全球经济上空的阴云散去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更加轻松。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6月26日

　　于欢案是一堂生动法治课

　　于欢案是一堂生动的法治课。从一审判决引发的巨大争议，到二审判决微博直播，再一次提示：公开是最好的稳压器，也是最好的法治课。通过最大限度的司法公开，可以消弭误解、打消猜忌；通过恪守公正的司法纠偏，可以支持正义、驳斥谬误，让司法公信力回到正轨。其实，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司法正义乃至整个国家的公平正义，正是由我们关注的个案连缀支撑起来的。认定于欢行为属于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既是严格司法的要求，也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

　　判决书中有一句说得好：于欢及其母亲苏银霞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但于欢的防卫行为超出法律所容许的限度，依法也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法律人也是人，研判每一个案件都需要虑之于情，但同时又是刚性法律的执行者，做出任何一个决定都要依之于法。只有如此，发生在于欢和被他刺死刺伤的人身上的悲剧，才会超越个案的争议，深具启发后来者的法治意义。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6月26日

　　制度优，中国成了全球减贫火车头

　　胡鞍钢认为，中国用42年时间（1978年—2020年），将世界最大的贫困人口社会，转变为世界最大规模小康社会，创下人类的减贫奇迹。中国减贫事业的成功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减贫事业发展。从国际比较看，中国是减贫行动取得成效最显著的国家，中国的减贫成绩优于其他发展中大国。

　　他说，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都按照每人每日支出1.9美元的标准，1981年世界贫困发生率高达41.9%。其中，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都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之后由于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人口大国贫困发生率都呈下降趋势，导致世界贫困发生率大幅度下降。到2013年，世界贫困发生率降至10.7%，减少了31.2个百分点。中国的贫困发生率从1981年的88.3%降至2013年的1.9%，减少了86.4个百分点，是世界各国中减少幅度最大的。印度从1983年的53.9%降至2011年的21.2%，减少了32.7个百分点。印度尼西亚从1984年的70.3%下降至2014年的8.3%，减少了62个百分点。相应地，中国贫困人口数从1981年的8.778亿人下降至2013年的2520万人，即减少了8.526亿人。印度从1983年的4.025亿人下降至2011年的2.68亿人，减少了1.345亿人。印度尼西亚从1984年的1.136亿人下降至2014年的2100万人，即减少了9260万人。三国合计减少了10.797亿人，其中中国占比达到78.97%。尽管中国与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相比最初贫困发生率更高，但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贡献了最大份额的减贫人口。应当说，中国在过去30多年全球减贫方面起了“火车头”的作用。中国减贫行动取得卓有成效的成绩，也为国际人权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海伦·克拉克说：“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速度之快也是绝无仅有！”“中国式减贫”，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成为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

　　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本·滨瀚近日指出，亚洲曾是全球最贫困的大洲之一，但现在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3。经济的快速发展帮助亚洲人民提高了生活水平，减轻了贫困状况。他说：“很明显，中国是这一成绩的最大贡献国。”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马文森近日也表示，如果没有中国的贡献，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脱贫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6月26日

　　中国治理　为世界注入新能量

　　放眼全球，中国成为近年来始终保持稳健向好发展势头的主要经济体。2008年到2016年，中国GDP总量从约4.5万亿美元增长到近11万亿美元，人均GDP从约3800美元增长到约8000美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在30%以上，并且产业发展正在向中高端转型。有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历史上曾有的强劲发展给每个国民一生时间平均带来的生活水平提高，英国为56%，美国约为1倍，日本约为10倍；而中国在30多年的时间内，就让超过10亿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16倍。即使在当今全球经济增长低迷的局面下，中国依然保持着中高速发展势头。可以说，中国之治与世界之乱形成了鲜明对比，世界局势的深刻变化凸显出中国发展道路的积极意义。

　　为什么中国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背后体现的是中国治理的强大引领和支撑作用。考察现代国家，要实现良好治理，离不开四大要素，即发展方向正确、组织领导高效、公共供给不断扩大、体制机制不断优化，而中国在这几方面都做到了持之以恒。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6月25日

　　国外学者看中共：凝聚力，中国模式的巨大政治优势

　　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麦克法夸尔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模式与中国现代化走出了自己的新路。1963年7月，他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办的《国际事务》杂志发表的《中国模式与发展中国家》一文中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中国模式的特点，认为其“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大意义”，提出“高层领导的凝聚力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主要优势。无疑中国的这种凝聚力非常强，这是使这个共产党国家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一个关键因素。”这是当时国际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

　　裴宜理是国际知名的研究中共党群关系的学者，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她概括总结了中共群众工作的“感情动员模式”，较为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密切关系。在《感动群众：中国革命中的情感工作》一文中，裴宜理从感情纽带视角分析中共与群众的关系：认为中共的群众路线是“对群众的感情动员”；中共“系统地发展了情感联络工作”，“情感工作是中共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也是和国民党的一大区别”，而且“在战争时期形成的情感工作模式在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仍然发挥重要作用”。

　　约瑟夫·奈是国际学界知名的软实力理论学者，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都已经有了强大的软实力。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是这个政党本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吸引党员和群众自愿跟随的能力。把软实力与硬实力结合好，就是巧实力。

　　约瑟夫·奈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在经济管理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中国共产党软实力和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此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如儒家文化也是中国共产党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中国共产党正在掀起的反腐运动就是一个说明软实力的很好例子。

　　约瑟夫·奈还认为，中国如果让国际社会充分理解“中国梦”是追求和平发展的，并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中国梦”就将成为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巨大软实力。中国与国际社会尤其是周边国家应增加信任，减少误解。软实力可以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

　　福山是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近几年，他把学术重点转向中国政治和中国共产党研究，他的基本理论框架认为国家、法治、民主责任制三者的平衡是善治的基本要求。他比较了中美两国政党政治，认为中共具有强大政党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而美国在这方面则欠缺，政党能力弱，国家能力弱。中国在法治和民主责任制方面仍有很大发展空间。美国现在法律太多了，民主异化成了否决主义，国家能力较差，政府效率较低。他还认为，如果中国法治和民主有更好的发展，那么中国模式可能就是美国自由民主模式的替代。

　　——摘自《北京日报》2017年6月26日

　　美国学者：美国已经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典型的寡头政体

　　2014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两位政治学教授发表了一篇轰动一时的研究成果：他们根据对美国1779个政策议程的研究，发现中下阶层提出的政策议程，只有不到30%的议案能变成法律或政策，而强势利益集团提出的议案则几乎都能变成政策或法律。结论是，美国不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典型的寡头政体。

　　不是吗？关乎百姓性命的枪支泛滥问题，在历次的民调中，多达90%的人都呼唤实施控枪立法，结果老百姓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失望，枪支反而越来越泛滥。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普通多数人斗不过美国步枪协会这个强大的利益集团，议员和政治家基本上被这个利益集团绑架了,美国变成了1%美国人的“民有、民治、民享”。

　　——摘自《北京日报》2017年6月26日

　　新建筑向老建筑致敬

　　我们发现世界上很多的古典建筑旁边，都有全新的建筑，不胜枚举。法国的尼姆有一个希腊式的神庙，是一千多年前的老建筑，要在它旁边新建一个会议中心，而且周边全是古建筑，该怎么做？会议中心的建筑师是著名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得过普利兹克奖，也是设计首都机场T3航站楼和香港汇丰银行的建筑设计师。诺曼·福斯特设计的外墙全部是玻璃的，用轻薄透的钢结构来做。福斯特说，我用现代化的材料，用柱廊的方式，向老建筑致敬，我没有用石材，是用现代的、高科技的材料来反衬古建筑。

　　古典文化的庄严跟我形成一种对话。华人建筑师贝聿铭也是这么做的。波士顿的汉考克大厦旁边就是三一教堂，三一教堂旁边立着一个高耸的玻璃幕墙，贝聿铭说，我做玻璃幕墙让蓝天、白云倒映在里边，让它消解在空中，而底部的镜面玻璃倒映着三一教堂的古建筑，向它致敬。这是具有深厚中国文化素养的贝聿铭先生对“古”与“今”的理解。

　　——摘自《北京日报》2017年6月26日

　　“中国式过马路”死结怎么解 

　　一、用上人脸识别　解决成本难题。治理行人闯红灯之所以屡出狠招、奇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违法成本太低、处罚的成本太高，结果造成了“法不责众”局面。因此，人脸识别等运用新技术的治理方式，被普遍看做“对症下药”的创新手段。

　　二、坚持依法行政　防止法外之罚。近年来，为了治理行人闯红灯，各地奇招频出。有的地方要求闯红灯者带上绿帽子、穿上黄马甲，协助交警维持交通秩序；有的将个人信息通报单位，或者与考驾照等其他社会行为捆绑。这些措施虽然“看上去很美”，但是否属于“法外之惩”，一直存在争议。　有观点认为，执法面前没有绝对的个人隐私，要确保隐私安全，前提是遵守法律法规。也有观点认为，曝光于法无据，曝光本身就已经闯了法律的“红灯”，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专家建议，对于人脸识别等信息采集行为，要提前向社会进行公告，告知公众已进入公共信息采集区域，违法行为将被拍摄并曝光，这样既满足了群众的知情权，也起到警示提醒作用；对采集的信息，要进行适当技术处理，对于不宜公开的隐私，应当遮蔽或不予公开。

　　三、解决路权冲突　避免运动执法。专家表示，由于交通设施的设置不合理导致的过马路难，往往是导致行人闯红灯的更主要原因。有的城市道路路网规划不合理，注重主干路建设，支路和次干路密度达不到要求，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都被汇集到主干路上；有的路口红绿灯时间分配不合理，若是按规则过马路，就得有足够强的耐心和足够快的速度。只有综合治理，解决好人与车“路权”冲突，才能从根本上破解“中国式过马路”。

　　四、“车让人”和“人让车”应并重。车辆和行人应该平等地享有路权，平等地参与道路交通。无论是驾驶员驾车闯红灯或遇人行横道未减速行驶，还是行人过马路时出现不走斑马线、违反交通信号、跨越道路隔离设施等“中国式过马路”行为，都属于违法或破坏规则的行为，都应该受到严厉惩罚。相关部门在设计道路时应该未雨绸缪，保证人车分流。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6月26日

　　治理乱闯红灯，国外有何高招？

　　德国　闯红灯有高成本

　　在德国，并没有专门的交通警察，路段和交叉口的交通秩序完全靠交通信号灯和交通标志来引导。

　　德国交通的井然有序令人印象深刻，其背后是交通参与者对交通秩序的严格遵守。在德国，闯红灯的代价不仅仅是要支付一笔罚款，还会被记录在案，信用受到影响，第二年的保险费用也相应上涨。同时，各种贷款也会因此缩短还款时间，银行或许还会提高闯红灯者的贷款利率，甚至可能停止提供贷款。

　　此外，在柏林，市政府也对马路信号进行了特别的设计，为了减少行人等红灯时间的枯燥，柏林许多路口的红绿灯被设计成卡通小人形象。

　　英国　多种类型人行道

　　在英国，为了防止行人乱闯红灯，设计了不同种类的人行道。　在普通街区，行人需要观察行人交通灯过马路。在交通灯变绿的同时，会发出“嘀嘀”的声音，并显示绿灯倒计时，在这个时间段行人可以通过。

　　在交通繁忙的街道上，街道两边有红绿灯控制设备，过街行人在按下按钮后，等待红灯变绿，行人便可通过马路。

　　有的地方还设有“安全岛”，即在路中间设置的一块两边有障碍物的安全地带，可以供残疾人士或婴儿车在过马路途中做短暂停留，不少行人也选择从这里通过马路。安全岛没有信号灯，只要没车或自认为车速够慢，行人就可以抢先通过。

　　最后一种是在学校等场所附近，会有交通疏导员站在路口，帮助老弱病残过马路。英国的交通疏导员有相当大的权力，当他们出现在马路中央并挥舞标志牌时，除了特种车辆以外的一切交通工具必须停止，让行人先过马路。

　　新加坡　优化交通体系

　　新加坡对交通违法行为有着明确和严格的处罚。

　　根据新加坡交通法规，不遵守交警或交通灯指示，或在人行横道绿灯亮时不按指示方向过马路，均为违法，警察可对行人处以20至70新元罚款。此外，如果行人所在位置50米范围内有人行横道或天桥、地下通道，过马路必须使用这些设施，否则即为违法。道路上的护栏或绿化带等隔离设施，也禁止穿过或翻越。

　　当然，在规范行人正确过马路方面，新加坡交通法规所规定的手段远不仅仅是处罚，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在新加坡，交通信号灯都经过测算，科学合理设置红绿灯等候时间，避免行人因等候时间过长而被迫闯红灯。大路口的交通信号灯会标出变灯剩余时间，有的还会发出不同节奏的声音，提示行人可否通过。

　　此外，在新加坡的主路区和主要公交车站附近，都会设有带凉棚的过街天桥，与公交车站连为一体，方便使用。十字路口和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等交通设施，也减少了行人违法过马路的行为。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6月26日

　　未来需要什么样的新城新区

　　20多年来，我国建设了19个国家级新区和3000余个产业园区。雄安新区的横空出世，更是让新城新区的概念备受关注。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杨保军认为：未来应按照“绿色、智慧、创新、宜居”的理念，从顶层制度设计上推动新城新区的各项工作安排。

　　绿色发展方面，要切实转变传统产业增长路径，通过“腾笼换鸟”，积极培育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新区开发与自然环境相融合，将各类生态空间、开敞空间通过绿地系统串联起来。

　　智慧发展方面，应做好新城新区与所在中心城市和区域的统筹协调工作，产城融合发展工作，建立全国层面的新城新区监控平台，加强人口、经济、土地和环境指标的动态监测，及时发布规划实施动态信息。

　　创新发展方面，应加强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管理制度创新，通过绿色金融来引导投融资结构调整，推动新的经济要素聚集，鼓励本地人口就近创业。理顺各类开发区的属地化管理事权，精简经济管理职能，完善社会管理职能。

　　宜居建设方面，核心是以人为本，做好宜居环境建设工作。要转变过去单一的经济功能主导的思想，转为谋划综合性新城。其中适当提高新区的支路网密度，增加土地开发的功能混合度是重要基础。

　　——摘自《经济日报》2017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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