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何选择了马列主义：反思欧战①丨历史课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成立之初，50多位党员大多是知识分子。这些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为何选择传入中国未久的马列主义？历史的当事人毛泽东1949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充满感染力的话流传甚广。但很少有人知道，同样是毛泽东，在1920年12月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还说过，“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其实，任何思想转向都有一个较长的过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革命者选择马列主义亦如此。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学习有理拟推出一系列文章，对这一影响中国近百年发展道路的选择加以剖析，期待对此能有更深刻的理解。

　　“欧战告终之后，不但列国之局将大变更，乃至哲学、政法、理财、国际、宗教、教育，皆将大受影响……中国前途，诚未可知”。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大半年后，思想家严复对未来世界形势做的这番预测，很快得到验证。这场世界大战对中国的政治界、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政治界，1916至1917年大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便因对德宣战案而起。之后，获胜的段祺瑞以参加世界大战为名，向日本借款编练了三个师的参战军，作为其推动武力统一的后盾。北洋分裂、军阀混战已渐露痕迹。

　　而在思想界，世界大战（或称欧战）是这一时期报章杂志上最常被提起的大事件之一。知识分子在战争进行时常常发表看法，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作出反思。

　　一、

　　这场战争是欧洲各民族国家为各自的国家利益而爆发的激烈冲突。知识分子对“国家”概念的理解出现了新的变化。各种冠以“爱国”“救国”之名的话语不再具有无可辩驳的正当性。

　　1914年11月，因二次革命而避祸日本的陈独秀在《甲寅》杂志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在文中，他明确指出了“国家”一词在中国与欧美的不同。长期以来，“中国人之视国家也，与社稷齐观”，“释爱国也，与忠君同义”；而“进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必须先理解何为“国家”，才能使自己的爱国心适度。他更提出，需要“自觉心”作为爱国心的限制。“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

　　反观当时的国际形势，陈独秀指出，德国、奥匈帝国、日本等国的国民不明白国家存在的目的，“误视帝国主义为爱国主义，而供其当局示威耀武之牺牲”。

　　陈独秀希望国人能以自觉心审视中国的处境，不能为了救亡图存，便“期于速效，徒欲脧削贫敝之民，残民耀武，以为富强”。国家如果不能“保民”，那其本身便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文章最后感叹说：“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

　　近一年后，陈独秀又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中谈到国家与民主（唯民主义）的关系。陈氏认为，“世界优越之民族”为了应对国际生存竞争，皆由家族团体、地方团体演进为国家。然而国家强大后又“不免侵害人民之权利”，因此需要民主政治作为限制。虽然“国家之罪恶，已发见于欧洲，且料此物之终毁”，但在当时的中国，“国民犹在散沙时代”，还要将国家视为凝聚人心、挽救危亡的方法。不过，只有行民主的国家才被认为是“真国家”，否则便是“伪国家”“民奴国家”。

　　由此可知，国家当时在陈独秀眼中只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并不会永远存续。而民主则被认为是近代国家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民主是什么？如何实现？对于这些问题早期共产党人也经历了巨大的思想转变，有理君之后会详细分析）

　　二、

　　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位主要发起者李大钊最初亦从民主的角度反思世界大战。1917年3月他发表《俄国大革命之影响》一文。在文章开头，他引用他人看法，将协约国与同盟国的对抗比做两种思潮的对抗。这种看法在今天看来颇为费解，在当时却有其背景。

　　“二十世纪之初，以全世之人敌一维廉二世，维帝胜而‘新英雄主义’必从而崛起。”在日本和中国，一些看好德国获胜的政客、文人鼓吹开明专制、官僚政治。但李大钊认为，大战中俄国爆发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将确立民主政治的基础，给这一种思潮以迎头痛击。“战后世界之政治的趋势，断不许所谓‘新英雄主义’‘哲人政治’‘贤人政治’云者之变相的官僚政治有存在于世界之余地”。

　　自民国建立以来共和政治屡遭劫难，先后发生过袁氏称帝、张勋复辟，其他破坏民主共和之事件更是不计其数。而在这样的世界大势影响下，李大钊认为“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政之不可复兴”。在他看来，民主不仅仅是新知识分子群体的愿望，更是不可阻挡的世界大势。（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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