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全面深化改革 破解发展难题

　　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越走越宽，大门越开越大。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各方利益与矛盾交织凸显。如何将改革开放引向深入，推进中国继续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需要攻坚克难，锲而不舍、驰而不息。

　　一、新阶段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新特点

　　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不同于经济发展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阶段过渡。它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治理结构等方面的要求变化都是转折性的。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当一个经济体从中上等收入阶段向发达的高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经济增长普遍出现了从高速到中速再到低速的转换。在增长速度转换过程中，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治理结构将发生如下转型：

　　经济结构方面，由于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现代化基本实现，经济体的公共投资开始饱和，资本进入农业和工业领域也比较充分，经济体的需求结构开始出现转折性变化。变化特点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开始下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持续上升，消费需求引领经济增长的特征得到强化。此时，产业结构也在发生着两个变化：一是工业在三次产业中的就业比重、产出比重都出现下降，而服务业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并最终替代工业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产业；二是伴随着工业比重下降，制造业内部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中低端制造业在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中高端制造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伴随技术快速进步，要素配置也从过去的粗放型转向依靠科技进步实现集约节约化。

　　社会结构方面，将出现两个转折性变化：一是人口结构向市民化社会转型。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率普遍达到70%以上，2015年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平均值81.1%。东亚地区由于人口密度高，资源稀缺，适合紧凑型城市化，因此那些实现了现代化的经济体的城市化水平都比较高。另一个是影响消费、创新、社会进步的中产阶层达到相应比例，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已经形成。从美国、日本、韩国的经验看，进入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后，中产阶层的自我认同值都达到60%以上。

　　治理结构方面，在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中，由于中产阶层的快速成长和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建立，有知识理性、有身份地位、有恒产求稳定、善创新能消费的中产群体，其自我表达、自我管理的要求逐渐扩大，于是构建一个符合中产阶层社会的扁平化治理结构便摆上议事日程。此时，经济体需要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变革，总的趋势是提高居民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

　　可以认为，从中上等收入国家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迈进，除了人均国民收入指标外，也应达到与此紧密相关的几个变量指标——经济体的最终消费率应达70%以上、城市化率70%以上、服务业比重60%以上、中产阶层比重60%以上。两个70%和两个60%指标是代表一个经济体是否进入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重要标志。达到了这些指标，意味该经济体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治理结构等形态就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由此可以认为，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需要有一个完整的现代化框架。

　　二、新阶段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新要求

　　中国要从中上等收入阶段跨入发达的高收入阶段，在人均国民收入、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镇化率、中产阶层比重、社会治理等方面必须发展并达到一定的量化和优化水平。为此，经济社会发展对体制机制、技术、政策以及社会等方面所提出的要求更加复杂，实质上就是未来中国要同时推进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治理结构三个现代化。

　　面对如此艰巨宏大的任务目标，依靠以往那种改革路径和发展方式显然是走不通的，因为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今后一个阶段，我国的发展与改革将呈现一系列新要求：

　　一是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渐渐走向清晰化和精准化。改革开放初期，因为没有经验可借鉴，发展和改革方向也不十分确定，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探索着向前走。现阶段就不一样了，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同时中国的体制框架也基本成型，市场经济体制已建立，未来经济发展和改革方向清晰明了，就是要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义无反顾奋力推进。

　　二是新阶段经济发展要求高质量。在经济起飞的初级阶段，由于社会需求层次低、需求结构单一，此时只要经济有增长，只要企业能生产出产品，社会都会全部接受。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社会需求理念和供给理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拒绝粗放经营，拒绝环境污染，通过体制机制改革，依靠科技进步、管理创新推进经济发展成为必然选择。因此，改变要素配置方式，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节约化经营，通过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推进经济动力结构调整，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显然，新阶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同经济起飞的初级阶段相比发展难度明显增加了。

　　三是改革开放需要全面、均衡、整体推进。改革开放初期，在大量的低收入人群努力实现温饱的情况下，我们通过单项改革开放措施就能推进经济增长，或者仅仅从经济体制单方面推进改革开放也能带来增长红利。当我国处于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阶段，社会不同群体的需求层次普遍提高，并且呈现多元化。同时，经济结构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也需要社会结构和治理结构的转型相配合。此时，经济发展需要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协调，改革开放就需要全面、均衡、整体推进。

　　三、原有发展模式难以持续推进经济增长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中上等收入阶段向发达的高收入阶段迈进，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当前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支持我们长期高速发展的原有增长机制，已经难以在新时代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前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面临着以下主要问题。

　　（一）供需两侧结构性失衡，新旧增长动力难以有效接续

　　当前，我国需求侧和供给侧均面临着结构性失衡矛盾。从需求侧来看，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在下降，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则受到约束。

　　一是投资空间在收窄，投资边际效益下降，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所减弱。经过多年持续大规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投资空间在变小，单位投资带来的贡献作用在下降。同时，由于实体经济在外需紧缩情况下回报率持续下降，社会投资需求也不是很景气。

　　二是外需萎缩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带来冲击。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投资带动加出口导向。但2010年以来我国出口增长率出现快速下滑，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有5年为负，仅有3年为正，分别是0.2、0.3、0.6个百分点。目前，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世界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突出，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变得更加困难。

　　三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偏弱，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和社会保障水平不高，造成消费增长后劲不足。这两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虽有所上升，但这并不是消费增长加快带来的，而是由于投资增长下降引起的结构比例的变化。有效消费需求不足是当前中国需求结构性矛盾的关键所在。

　　需求侧产生的结构性矛盾，实质上是由体制机制供给不足造成的。比如，多年来，政府、企业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占有太多，比例上升过快；在再次收入分配中，又把过多的资源用于公共投资和产业投资方面，而用于社会保障、消除差距等方面支出不够。同时，不同收入群体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由此出现了中低收入群体想消费却没钱，高收入群体有钱但消费需求不高的现象，最终导致社会储蓄快于消费增长。

　　从供给侧来看，传统、低端产业在衰退或淘汰，但新兴产业成长仍显缓慢，新旧产业增长动力不能有效接续。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遇到的一个难题是，传统、低端产业退出后留下的产业空间，新兴产业尚不能及时填补，因此形成了经济增长的“空心区”。多年来，政府对于产业发展及相关资源要素配置多多少少存在干预倾向。一方面，各地在“做大GDP”动机的驱使下，大力兴办各种产业园区，导致资本和资源过多地涌向中低端产业，而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成长缺乏充分的资本和技术储备。另一方面，产权、信用等基础性制度供给缺位，创新激励和企业家精神保护不足，产业准入门槛设置不合理，资本、技术和资源要素进入中高端产业面临多重障碍，导致新兴产业成长缓慢，产业结构升级缺乏动力支撑。

　　（二）制度性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产业转型升级

　　在新旧增长动力转换中，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是影响动力转换速度的关键因素。长期以来，我国基础性制度供给中一些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涉及利益复杂，改革阻力较大，影响新旧增长动力转换。例如，在原有体制下，经济经过长期的高速发展，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群体之间有不同的诉求，有人想改革，有人不愿意，影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原有体制机制难以改革创新。又如，行政规制繁琐，审批环节过多，中介服务链条过长；有的行业存在买方卖方垄断，资源要素配置扭曲；企业负担过重等等。这些都使得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性成本居高不下，审批难、融资贵、地价高、显性隐性费用多等问题突出。因体制机制改革滞后而造成的制度交易成本，成为企业正常经营的梗阻，对产业结构转型和创新驱动形成了瓶颈制约，从而影响了产业供给能力的转换和企业微观创新活力的提升。

　　（三）社会民间科技创新相对不足，影响新增长动力的形成

　　新增长动力的形成，关键要鼓励企业创新。如果企业缺乏创新力，新增长动力将无从谈起。众所周知，社会创新有两种形态：一是集中式创新，二是民间分散式创新。集中创新，就是国家利用体制优势，围绕某一领域科技短缺，集中财力、物力、人力等资源，大力推进创新，在较短时间内创造出民间无法取得的科技成果，比如原子弹、北斗卫星、航空母舰、高铁等等，这种创新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起到强大的拉动作用。但是，完全依赖集中式创新，难以让中国产业完成整体性升级，实现新旧产业的有效转换。在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共性技术、关键基础性技术需要集中式创新，但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和新兴产业系统性成长更需要依靠民间大众创新，依靠市场竞争能力的提升，民间创新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起到推动作用。

　　然而，民间科技创新是分散式决策和分头行动，创新主体是企业，需要调动人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社会民间科技创新需要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市场主体创新需要充分的市场自由，市场自由需要少有审批和行政许可管制；第二，市场主体需要公平的竞争空间，这就要求减少买方和卖方垄断；第三，创新者需要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的机会均等和无边界限制，这又需要消除身份歧视，建立有均等机会进行创新的激励机制。而要具备这三个基础条件，显然需要进行体制变革。

　　四、面对发展与改革难题的几点思考

　　在向高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必须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虽然投资带动、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将中国经济从贫穷的低收入阶段推向中上等收入阶段，使我们接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是这种发展模式却难以将中国经济推向更发达的高收入阶段，实现中国梦。因此，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需要新动能，这种新动能既不能忽视需求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更不能忽视供给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推进当前和未来经济增长，在需求侧就是要解决国内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让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在供给侧主要解决传统产业改造滞后、新兴产业成长缓慢、优质和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最终让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中高端产业带动经济增长。概括而言，今后要迈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理性选择新的发展模式，就是实行消费引领、内需导向、中高端产业带动的增长动力机制。

　　在国际市场需求阻力加大的情况下，追求供求动态均衡的重点要转向国内。从目前看，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成长和形成，既在供给侧，也在需求侧。从需求侧分析，从三方面可为经济运行带来新的增长：第一，挖掘和释放中低收入群体被收入政策和社保制度长期抑制的补偿性消费；第二，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由人口城镇化和中产阶层成长带来的增量消费需求；第三，由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引起社会消费结构转换，带来新兴消费需求的增长。与需求侧相对应，供给侧创新也可从三方面形成新的增长：第一，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培育形成一批对经济增长能起到支撑作用的支柱性产业；第二，发展一批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起到带动作用的战略性产业；第三，发展形成一批善于创新、对产业升级和产品质量提高有推动作用的创新型企业。

　　新的发展模式选择，需要一系列改革和政策相配套。对外，要实行新的对外开放。消费打头、内需导向、中高端产业带动并不排斥对外开放，而是要实现更高层次的开放。在新的增长机制下，中国不可能忽视比较优势，全部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仍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大量消费品，同时也要出口我们的优势产品，引进先进关键技术。为此，中国必须加大对外开放，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步伐，尽快改变本国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从“微笑曲线”的中间加工、组装向研发、营销、科技服务等两端延伸。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实施内外资企业统一的国民待遇。其次，要抓住机遇，加快进行多边、双边自由贸易谈判，优先同世界主要经济体实现零关税贸易。再次，开展务实外交，主动适应世界，融入世界，走向世界。

　　对内，总体改革的思路是要建立有法治约束的市场经济。首先，从法律法规上约束过度干预市场的行为，向市场主体放权，向企业让利，为社会提供优质化的公共服务；其次，要从法律层面消除所有制歧视，平等保护所有企业和个人的财产权不受侵犯，尤其是知识产权不受侵犯。具体对策建议是：

　　第一，进一步减少和取消行政审批事项，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比如继续减少行政审批项目、缩短审批时间、减少市场进入的许可发放等，地方政府不能截留这些由中央政府减少和取消的审批事项，做到真取消、真减少。

　　第二，减少买方卖方垄断，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减少垄断要从国企改革做起，必须从竞争性领域和竞争性环节逐渐退出，纯公共性领域要进足进够，同时纯公共性领域也要按市场原则引入社会资本，进行有限竞争。

　　第三，继续降低企业负担，提高竞争能力。企业税费过高，会使企业发展成本提高，最终导致全社会商品和服务价格高于其他经济体，降低竞争力。因此，降税减费是对企业福利和居民福利的一种返还，有利于近期社会需求扩张和未来潜在生产力的增长。

　　第四，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政府要调整公共投资主体、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三者之间的关系，让国民收入通过各种方式向消费领域倾斜。主要包括：一是调整公共投资政策安排，适当控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减掉一些不切实际的“高大上”项目，为民间投资留下余地，也为社会消费腾挪空间；提高对居民社会福利支出的比重，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贫困救助标准，调高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补助标准等，减少贫困人口比例，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二是加快实施以家庭收入为基础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

　　第五，把推进新型城镇化作为加快推进新动能形成的重点。要构建市民化社会，为建设现代化强国提供支撑，推进新型城镇化，改革还需要再进一步深化。首先，除了特大城市外，要全面放宽放开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和标准。其次，建立有利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成本分担机制。再次，还要做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土地制度的改革。

　　第六，推动科技创新，核心是淘汰落后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培养新兴产业，走中高端路线。针对我国创新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建议充分调动各种资源和各方积极性，加大创新投入，努力补齐创新短板。一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开展基础性、关键性、前沿性创新研究，提高企业对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行动能力和参与度。二是鼓励科教融合发展，支持一批大学和科研院所组建跨学科、综合交叉的科研团队。三是优化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环境，给予充分的市场自由、公平的竞争空间，激发创新活力，提升创新能力。四是培育和保护企业家创新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完善市场化的人才资源配置机制。五是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放宽科研经费支出权限，全面下放创新成果处置权、使用权和收益分配权，支持科研人员有序流动。六是持续增加各级各类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本投入，加快培育实用型、创新型人才。

　　【作者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