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举报儿子违纪的反腐路径难复制

　　“我儿子准备用公款招待亲戚朋友，请组织上提醒他不要犯错误！”农历正月初六，湖北蕲春66岁的高婆婆一大早就来到县纪委，向值班人员反映其儿子的违纪倾向。原来，高婆婆儿子是县交通局二级单位的一名干部。听说儿子准备正月初七宴请朋友，且可能使用公款招待，于是，高婆婆主动劝阻儿子，但感觉儿子并没有听进去，她一大早来到县纪委反映，请求县纪委提前给儿子敲警钟，防止儿子违纪。
　　因为母亲的举报反馈，儿子的公款招待行为得到及时的制止。从结果上来看，这名母亲“举报不避亲”的行为确实称得上是一种“双赢”，既阻止了儿子的违纪倾向，在客观上也保护了自己的儿子。这与此前有女儿举报自己父亲酒驾，算得上是同一性质。不过，对于这一个案之于反腐的意义，尚需警惕刻意的拔高，过度放大其可借鉴性。
　　从不少被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家属与公职人员一同陷入违规、腐败泥潭的不少，甚至一些案件中，有官员家属还走在了前面。从这个角度看，公职人员家属的廉政意识，以及对纪律、法律的认知程度，确实也能够影响到官员的行为。在此意义上，多一点像高婆婆这样“深明大义”的母亲，在官员违纪违规前就能多吹吹“耳边风”，未尝不啻为是一道之于腐败的家庭防线。
　　可这种防线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可遇不可求。一方面，对亲人的“举报”，需要家人拥有极高的“自觉”与廉洁素养不说，也终究牵涉到伦理的争议，不是每个家庭都有一位“高婆婆”，更不能苛求每位官员的家属都能做“高婆婆”；另一方面，与其说家人的廉洁意识，影响到公职人员的行为，不若说前者更受后者的影响。常识是，很难想象一名不把廉洁、纪律当回事的官员，其家属都能够抵御来自“权力变现”的诱惑。更现实的状态，只能是两者相互成全，甚至说，官员自身的行为与权力观，才是更多的影响到家属“抗腐蚀”的能力。
　　过去也出现过诸如儿媳举报公公等“家属反腐”的案例，但这类举报案例，与其说是家人“大义灭亲”式反腐，不若说是亲情或家庭冲突外溢后的一种偶然性结果，其与一般意义上的“拒腐防变的家庭防线”完全是两码事。而像“高婆婆”这样的终究是极少数个例，并不具备普遍性。
　　说到底，对官员廉洁行为的塑造，在根本上只能由对权力的制度性监督来完成。抛开制度监督不谈，任何的“创新”都有可能是治标不治本。更需要警惕的是，要防止被一些个案遮蔽尚待补缺的反腐执纪漏洞，迷恋于制度反腐之外的“灵丹妙药”。必须要认识到，“高婆婆”不常有，制度监督才是王道。比如这起案件中，在春节“反四风”如此重要的节点上，仍有公职人员敢于尝试用公款宴请朋友，当地有关部门的执纪监督是否到位，恐怕更需要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