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走出“警察累死，电商急死，消费者哭死”的死穴

　　2月27日，阿里巴巴集团向全社会发布公开信，呼吁完善法律法规，对制假售假者加重刑罚。对此，外界给出了很多不同的解读。

　　用阿里的话来说，当今的互联网打假，似乎进入了一个漏无止境的打不胜打“漏斗”当中。“野货”烧不尽，打完吹又生。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2015年，阿里提供线索，联合公安打掉了一个制售假LV的机构，并抓捕了制假者。谁料一年后，阿里与公安配合、打掉又一个制假窝点时发现，这帮造假的，居然跟上一次被抓捕的是同一批。

　　有一组数据，能够反映中国制假售假的违法成本是何等之低：　2016年全年，阿里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远大于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线索，执法机关接收了其中的1184条，公安部门能够依据现行法规进行刑事打击的只有469例，到目前为止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连总数1%的比例都不到。

　　阿里多达2000人的打假队伍、每年超10亿的投入，根本无法担当得起平台自净的功能。撂挑子吧，阿里有可能成为千古罪人。不撂挑子吧，靠阿里没有执法权力的折腾、靠现有法治的处罚力度，谁都办不了这个千古一遇的难案。

　　起刑点5万元的案子，查排的制假售假线索四五千，办了的案子三四十。绝大部分制假售假者，脱身在法治的漏斗里。“漏网”的成了多数，进网的微乎其微。这其中，多多少少一定会有证据不足等等按照法律程序和标准，不能认定触犯刑法的原因，但不到1%的制假售假案被处入刑，这个比例是严重倒挂的。难怪阿里形象地比喻说，互联网打假，现在就像个漏斗，“警察累死，我们急死，制假售假者笑死，消费者哭死”。

　　阿里郑重其事地向全社会发布公开信，呼吁加重刑罚，治理假货，应该包含了两层意思：一、网络制假售假，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这个污名的锅，不能永远让阿里背，阿里一家背不起。二、阿里会继续努力打假，但根绝网络平台制假售假这个底，得靠更加严厉的法治一起来兜。

　　法治兜不住底，打假就是一个漏斗兜着的无底洞。兜住的是少数，漏掉的是多数。这一点，阿里是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做苦不堪言的。阿里巴巴曾经抽取多份制假售假案件的判决书，发现一个令人惊愕的事实：在为数本已极少的入刑案例中，法治推进到判决阶段时，绝大多数案例只被判缓刑。例如，有一个销售假冒品牌女性内衣的案件，法院认定涉案金额高达200多万，属情节特别严重，然而判决结果却是“判三缓四”。这就是制假售假的违法成本。这就能够理解到，为什么一个制假售假团伙刚刚被抓捕，下一拨被抓捕的还是同一拨人马。

　　今年是全国打假办工作重点向联网领域转移的一年。打假办表示，将与电商网络平台运营商合作，共同打击侵权假冒行为。然而从实际操作的举措来看，最有直观效果的就是希望通过建立打击侵权假冒的中央数据库，为消费者和正常经营的企业识假辨假提供方便，以实现“不跟这些‘黑名单’上受过处罚的企业做生意、或购买他们商品”的惩戒效果。

　　有“黑名单”肯定比没“黑名单”好，这是硬道理。但是今天的制假售假者，他们的这个企业名称被“黑”，换个新名称白名称，几乎属于没有门槛的分分钟事情，淘宝平台在打假这件事上，对待平台上的商家已经够不给脸了，但淘宝本身作为一个平台、一家企业，他能够拿出来的最黑的脸、最严厉的处罚，也就是把对方店里的产品从平台上下架，把它的店铺给封了。然后就是报案，交给法治来办。

　　但是按照现在的法律文本，按照现在的办案节奏，制假售假者是做梦都要笑抽的一个违法成本。因此，阿里今天的这个公开信，实际上触到的是互联网平台制假售假“春风吹又生”的法治痛点，点到了法治环境的软肋和硬伤。他用“警察累死，电商急死，消费者哭死”的形象描述，将现行法律规定中对制假售假的处罚依据相对模糊、执法机关对案件定性难、定量难，立案或进入司法程序更难等等法治的瓶颈，掐到了实实在在的七寸之处。这个瓶颈不突破，互联网平台上的制假售假者，还会在消费者的“哭”声中，笑出一副抽疯的样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