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性骚扰：社会要给受害学生说”不“底气

　　2018年1月1日，一名自称叫罗茜茜、现旅居美国的女博士在网上实名举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陈小武。罗茜茜称，12年前，在北航读博期间，曾被自己的副导师陈小武性骚扰，并且同一实验室的很多女生都受到陈小武的性骚扰，有的程度可能还很严重。当晚7时左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官方微博回应称，已于第一时间成立了工作组，迅速开展调查核实，并已暂停陈小武的工作。有关情况一经查实，将坚决严肃处理，绝不姑息。（法制日报，2018年01月02日）

　　去年，广州性别教育中心曾对6592名高校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近7成大学生曾遭遇过性骚扰。高校性骚扰的背后是学校导师权力的失控，法律的缺席和性教育的缺位。

　　高校中导师的权力过大，决定了学生能获得多少学术资源，能否正常毕业。在此次北航事件中，罗茜茜说自己在遭遇性骚扰后，因为担心努力读书获得的保送机会，会因为陈小武的报复而被否决掉，所以选择了沉默。12年后的她因为在网上得知依然有师妹受到该名教师的骚扰，才下定决心曝光。学生们往往出于对自己学业的考虑而忍气吞声下去，直到多年以后因为某个契机，才鼓起勇气曝光。例如去年12月份江西南昌教师性侵学生案件也是在学生毕业后被曝光。对于研究生、博士生能否正常毕业的主导权在于其导师的决定。缺乏学校第三方的监督和管理，造成了导师权力的失控，也成为了受害学生曝光教师性骚扰行为的一大阻碍。

　　美国教育部民权事务办公室把“校园性骚扰行为”界定为“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性因素而实施的不受欢迎的行为”。中国高校据此并结合本校情况对性骚扰行为作出明确的界定，成立专门处理性骚扰事件的办事机构，让学生被骚扰时有可以投诉举报的渠道。同时保护受害者学生合法权利，使其不必担心学业前程问题。

　　在高校性骚扰案件中还存在着法律缺席的问题。在以往的高校性骚扰案件，最终的通报结果都停留在撤职、取消教师资格的层面上，并没有看到相关老师被追究法律责任。至今我国明确提出禁止性骚扰行为的，只有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而对于如何处置这一违法行为，《妇女权益保障法》并没有给出明示，类似违法行为的处置措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第四十二条第五款规定：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在法律完善上，需要加强规范性骚扰的处罚措施，只有在法律上有足够明确的、严苛的惩罚力度，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住那些存有性骚扰想法的教师。也可以让受害学生看到法律对自己的保护，认识到性骚扰严重侵害了自己的权利，敢于发声为自己维权。

　　性教育的缺位是高校性骚扰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大学生虽然生理发育已经成熟，但是对有关性骚扰的一些认知还存在不足。在北航事件的曝光中，受害者提及的骚扰行为有语言上的挑逗和肢体上的接触，处于弱势一方的学生通常会“被接受”。一方面可能是碍于老师的身份不好拒绝，另一方面也会宽慰自己可能是自己想多了。但是如果学生不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意识到这是性骚扰并严词拒绝的话，可能会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最后导致不可预料的结果。

　　在中国，家长耻于对孩子讲授性知识，大多数学校也不会开设这种“麻烦”的课程。孩子们的性教育方面的知识大多是年龄稍大后，从网络上或是书籍上获取。性教育的缺位是一个长久性的问题，它需要从小就进行培养。

　　除此之外，对于被性骚扰的学生，周围的人可能会产生一些偏见——“女生可能也有问题”“她是不是做了一些不好的行为”，“这件事太不光彩了”，这些议论也成为女生想要曝光自己受到性骚扰的一大阻力，毕竟网上明智的网友与周围现实生活中的人看法有时会有天壤之别。

　　在高校性骚扰事件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往往面临着学业前程、社会评价等多方面的压力，他们需要学校、法律给予他们制度性的保障，同时社会也需对性教育重视起来，让学生们能够更好的识别、防范性骚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