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潮号｜幼儿公托的担子，政府应该当仁不让

　　继前段时间小学生延迟上学、恢复晚托班的呼声之后，杭州市“两会”上出现了关于3岁前幼儿公共托育的呼声。杭州市妇联的提案建议，3岁以下尤其18至36个月幼儿公共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应该成为政府担负的公共责任。

　　全面放开二孩之后，杭州迎来了新生儿总量的最高值。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二孩数量上升至883万人。而这个数据的背后，依然存在3岁以下幼儿公共托育机构的严重缺失，民众无奈感慨“生不起”。

　　细算生育这本账，3岁前幼儿的“成本”最大。调查显示，由于18至36个月幼儿公共托育资源严重不足，客观上造成了女性就业压力、家庭抚育成本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成本的全面增加。很多妈妈面对二孩命题，纠结的不是身累，而是孩子出生至进入幼儿园之前的托育无望。她们将面临对未来职场的割舍与放弃。

　　与晚托班一样，3岁前幼儿的托育基本上拱手让给了市场。由此带来的家庭支出成本、女性就业压力，相当之大。一边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一边是生育意向冷淡，摆在社会面前的人口问题，实际上并不完全是福利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公共责任担当问题。这其中，政府是第一责任主体。

　　其实从人口政策的调整来看，二孩新政不只是提供给社会的一个人性化福利，更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调整。如何让年轻的父母生得起、养得起二孩，这个题迟早要破解。

　　3岁前幼儿的公共托育，既是对年轻父母生育二孩后顾之忧的松绑，也是对社会就业压力的一次解套。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达1723万，它相对应的就是托育基础设施的建设、数百万人的就业。二孩家庭的经济负担大大减少，孩子的托育安全与受教育质量明显提高，老年人为第三代付出的人力物力成本大幅降低。所以3岁前幼儿公共托育这一步棋，盘活的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庞大群体，是未来一代一代的新生孩子的整体素质，意义非同小可。

　　尽管中国的家长大部分愿意缴纳合理的费用，中国迄今还处在公共托育“入托无门”的阶段。全国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4.1%的入托率，与发达国家50%的比例相去甚远。而民办托育机构的价格之高、安全保障程度之低，又让绝大部分家长望而却步。

　　十九大报告把“幼有所育”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此中之“幼”，当然包括3岁前的广大幼儿。这就需要各地政府直面社会的痛点，直面政府的公共责任。而从政府支出的成本来看，3岁前幼儿公共托育并不增加太多的财政支出。即便将托育的基本成本分摊给家长，家长也是乐于支出的。一个3岁前幼儿的公育机制，解脱的是三代人集体的沉重负担，释放的是几百万人的就业岗位，保住的是上千万年轻妈妈的饭碗。这笔民生账，怎么算都是盈的。它满盈盈的，是整个社会的获得感、幸福感。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杭州是直奔国际化的城市。这个担子，政府应该当仁不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