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潮号丨小偷照片被撤，肖像权要这么用力保护吗

　　一个多月前，成都同和路一小区发生多起盗窃案。6月初，警方将一位小偷带到小区指认现场。见到小偷被抓，大家都很高兴，纷纷拍手叫好，不少人拿出手机拍照并打印贴在小区门口，以示警示与威慑。不料贴了一个多月，相安无事，却被“好事者路人甲”视为“碍眼”，认为押送犯人都要戴头套，小偷也有肖像权，此举涉嫌违法。于是媒体一报道，小偷照片被人撤下了。

　　有律师也认为，公民在没有依法判决、判定有罪前都不能认定是犯罪；被盗居民愤怒心情可以理解，如果要张贴小偷提醒，应当采取遮挡措施，比如给当事人面部打马赛克，不能发正面清晰照片。

　　律师不“普法”倒罢，一“普法”，反引来网友更大愤怒。一指此言为“圣母心”，二怨法规不 “接地气”。尤其是合法、允许的警示办法，网友觉得并没什么用——既然当事人面部打马赛克，那么张贴警示的意义又何在？

　　在保护涉嫌犯罪当事人的肖像权，与居民期望更加直接有效警示效果的照片张贴愿意中，现行的法律设计，似乎更倾向于前者肖像权不可侵犯的兜底，这是居民和网友普遍感到心理有落差的原因所在。小偷作乱，居民恐慌。而法律设计上，对于涉嫌犯罪的当事人，量刑或处罚时，往往以行窃得逞的财物数目来决定轻重，这也是许多惯犯抓了放、放了抓、不停伤害社会的原因之一。

　　本质上，居民张贴小偷照片，威慑小偷、并追加惩罚的意义超过了警示意义。虽然手法“简单粗暴”，但自我保护效果极佳，也在现代社会群体能够接受的手段范围。因此法律设计的尴尬之处在于，打马赛克的犯罪嫌疑人照片可以张贴，但警示效果差；而不打马赛克却更具警示效果的照片，又贴不得。老百姓普遍觉得，最需要保护的受害方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反而施害方被保护得妥妥的。这个心里的结，怎么理都理不顺。

　　其实在法律实践中，判决、判定犯罪之前，犯罪嫌疑人的清晰照片并非完全公布不得。警方协查、通缉时发布的许多清晰照片，也是在未决之前。但基本的犯罪事实是敲定的。因此百姓觉得，特殊手段，也是手段。就这个单一案例来说，成都这个小区的业主，也是将犯罪嫌疑人清晰照片张贴在犯罪事实敲定之前，他们觉得，决与未决，只是一个时间差的问题。尽快让小区居民防范起来、让小偷被及时被威慑起来，这是普通百姓出于本能的一种保护方式。既然法治的效果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居民先把自己更好地保护起来，也是在给法治社会做贡献。

　　成都小区张贴小偷照片，网友挺身支持，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现有治安状况的警示，同时也是对犯罪嫌疑人肖像权被过度保护的一种抵触情绪。理论上，依法惩处犯罪，本身就具有对犯罪分子的威慑作用，但我国现行法律，对于偷窃行为的惩处力度，与社会民众的期待存在明显落差。一些犯罪主体判决之后，宣传的力度也不足以让犯罪主体有足够的羞耻感。因此，偷窃犯罪，在社会层面基本上被视作“小偷小摸”，一些人伸手被捉之后，再伸手，再被捉。

　　百姓不怕过度保护自己的平安，怕就怕犯罪群体的合法权利被过度保护。偷盗行为如此，涉及性侵行为的犯罪也是如此。国际社会，一些法治国家和地区，往往会将一次性侵犯罪与犯罪主体的终生设限相关联，性侵者像过街老鼠，人尽避之。这一点，谁被保护得更兜底一些，法律设计是一清二楚的。反观国内对于性侵犯罪的惩处，至今依然与一般犯罪主体并无区别。这给犯罪者的威慑力、对社会群体的保护力上，是打了不该打的折扣的。

　　当然，既然现行法律如此设计，居民按法规来，这是必须的，也是硬道理。但成都这些案例引发的社会情绪，却同样也是值得法律的顶层设计者思考与掂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