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何反对在饭桌上谈论金钱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彭小瑜 责任编辑
程永高
2016年11月21日 08:28:52
好的管理方法不是简单的奖罚分明,更不是动辄严厉处分和重金奖励。突出奖罚的管理功用,是一种法家的思路,也是一种金钱至上的思路。
好的管理方法不是简单的奖罚分明,更不是动辄严厉处分和重金奖励。过去我们批评法家传统刻薄寡恩,其实古代法家传统不仅讲究奖罚分明,还利用和调动人性的阴暗面,还鼓励贪婪,策动争斗,败坏人心风俗。商鞅搞严刑峻法,对有军功者重赏,处罚因懈怠而致贫的人。当他自己政治失败逃跑时,旅店的老板不敢让他留宿,告诉他说:“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在功利当先的风气下,各国国君也都以甲兵争利于天下,而君臣之间则如韩非子说的,势利到了极点:“人臣之情,非必能忧其君,为重利之故也。”所以孟子说,人们去仁义,怀抱利益之心来交往,最终会危害到国家。
我们的文化从来都有清高自尊的另一面,反对利益至上和金钱至上。上个世纪70年代,在一些叔叔阿姨家吃饭,还见过女性不上主桌、单独就餐的情景。这种习惯对女性不尊重。前些年和一位同事聊天说起此事,她的提醒让我想起了更多细节。在这种老派的家庭饭桌上还有其他规矩,譬如咀嚼喝汤不能出声,不能哧溜着把面条吸进嘴巴,不能八卦别人家的是非,更不能议论谁挣钱多少。在饭桌上当着孩子的面谈论钱财问题,被很多家庭看作是没有教养的事情,会给孩子们做出坏榜样。这些饭桌上的文明举止是古老的,显然也有顽强生命力,所以到了70年代甚至更晚近时期还存留着。
在金钱和物质财富面前有一个矜持和节制的态度,不会妨碍市场经济的发展,还有利于营建一个工商业能够健康成长的道德环境。所以在私有制和工商业得到认可的古代和现代社会,追逐私利始终是受到批评的。正常的情况是,市场经济越是发达,道德和制度对私利的约束就会越厉害,以防止私心泛滥伤害社会公益。譬如古代希腊、希伯来和中世纪欧洲、阿拉伯文化都谴责借贷收取利息。中世纪欧洲在12、13世纪进入市场经济繁盛时期,而恰恰是在这个阶段,人们对商业、私有权和个人权益的认识开始变得更加理性,对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批评更加尖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商业道德。
中世纪的商业道德可以分析到两个方面。首先是私有财产的合法占有得到了认可。阿奎那曾经说,在拥有私有权的情况下,人们会更加努力去创造财富,会更加方便地照看自己的财物,会更容易避免因为产权不清发生纠纷。除了获取和占有财富,人们还要使用之。在财富的使用上,人们就不可以排他地独享了,而是要与其他有需求的人分享,与穷人分享。对私有财产这种既肯定又加以限制的立场不仅是中世纪的观念,也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仍然存活的伦理原则。譬如犹太人社团至今还实践着对贫困者的无利息贷款,并认为这是比直接救济更加崇高的慈善,因为这里面包含了对接受贷款者的信心和信任。
现代的金融和会计制度在欧洲中世纪后期逐渐成长起来的时候,主要的用途之一是管理当时规模庞大的慈善事业。我们看到市场经济及其手段的发展,同时又看到财富的社会公益性得到越来越突出的强调。这样一种均衡的市场经济生态还有一个关键的文化层面,即知识和精神层面的技能是不能售卖的,所以学校在原则上是不能收学费的,商业牟利的精神因此被长期阻拦在中世纪大学之外。
正如凯恩斯和熊彼得都曾经注意到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经济学说对现代经济学有特定的贡献。他们反对割断道德和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反对在个人竞争和贪婪无序的语境中发展工商业,强调市场服务社会的公益性。他们极力反对金钱至上的文化,认为财富的意义不在被供奉,被聚敛,而在用之于人,尤其是用之于解救贫困者。所以对于钱财,他们的态度是淡定从容的。
上个月11日,因为空管员失误,上海虹桥机场险些发生两架飞机相撞事件。在事后的处理中,化解危机的当班机长得到300万重金奖赏,而两位造成危险的空管员被吊销执照。在有关的调研报道中,空管员工资低被提出作为人才流失和队伍素质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把优厚的奖金和待遇看作是管理的关键,恐怕我们离健康的现代化经济只会越来越远。
突出奖罚的管理功用,是一种法家的思路,也是一种金钱至上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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