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要监督权力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根本保证，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举措。”

　　为啥要突出监督权力呢？

　　我们知道，权力是人类十分古老的存在，它早于国家并随国家诞生而正式进入社会生活。“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显然，权力是控制资源、贯彻意志、影响客体的物质力量。

　　正因为权力是架构国家社会的立柱横梁，故而东西方文化始终特别关注权力问题，尤其是政治权力。从东方的儒家学说，到西方的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等，都孜孜探求权力本真，亚当·斯密《国富论》、卢梭《社会契约论》、罗素《权力论》等对权力提出了许多理想要求，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力理论，深刻揭示了权力的禀性，也就是给出了监督理由。

　　其一，权力含有暴力因子。马克思指出：“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即使是体现国家本质特征的公共权力，即用公众力量保护公众利益，“这种公共权力起初只不过作为警察而存在，警察和国家一样古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权力既像时间一样抽象，又像警察一样真实。这种暴力因子一方面表现为可以消锉反对力量而贯彻权力意志，另一方面表现为扩张性，即权力行使往往超越给定的行为边界。

　　其二，权力被排他性使用。与财产权不同，政治权力始终是国家所有，但使用权属于各级官员或公务人员，不仅所有权与使用权相互分离，而且被排他性使用，即实际权力为在任官员所掌控乃至垄断，这就极易激发起一些人竭力追逐超额政治利润，极易导致唯我独尊，独断专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马克思就尖锐地指出，高高在上的权力，是人类社会最容易滋生腐败的温床。

　　同时，在长期处于排他性使用权力的情境中，极易产生客体自比的心理嬗变，不自觉地将客体移植到自我之中，将权力禀赋当作自身能力，导致虚拟人格（权力岗位人格）完全匿埋自然人格（真实自我人格），进入“我就是权力，权力就是我”的虚幻心境，许多问题由此生发。

　　其三，权力附着异化魔力。异化是指主体行为所分化出来的事物（对立面）反过来奴役和支配主体。权力异化主要表现为：一是极易背离权力性质，变人民公权为个人或集团的私权，搞权力寻租变现；二是极易颠倒掌权人的身份，变公仆为主人；三是极易为权力而权力，变权力为谋权的工具。河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景春华在忏悔中说，自己原来做市长时整天想的就是怎么能做书记，做了书记想的是怎么能进省委常委，最终为权力所戕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七个有之”，这些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归根结底是权力作怪，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全面加强监督。

　　外在制度监督。“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必须用党的纪律和规矩给权力划出行止界限，必须用权力清单和阳光运行为权力套上缰绳，必须用党内监督结合党外监督确保权力在制度铺设的轨道上奔跑。

　　内在心性监督。“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要始终装着一把党性的尺子，衡量人生得失，把握行为尺度。如果缺乏应有的心性高度，缺少对信仰和组织的笃信，缺失对权力和责任的敬畏，外在监督是苦涩的，甚至会被规避。“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现在，党内规章日臻完善，权力行使与监督、事业兴旺及发达、民族昂扬和复兴，关键取决于要选用贤德良才去落实。“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