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破产法”这张安全网下

　　四年一次的美国大选终于尘埃落定，无论是胜出的特朗普，还是败选的希拉里，都将开始他们全新的生活。不过，有关两人在竞选过程中互相揭短时曝出的话题却依然大有嚼头，其中之一就是希拉里嘲笑特朗普，说特朗普的公司曾经几次破产，“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四次”，这个数字居然后来还得到“更正”，因为特朗普另外两次破产也被人们扒出，这样的话他破产竟达六次之多，也难怪人们称他为“破产达人”。

　　事实上，人们提到破产这个概念的时候，虽然总是和企业主的决策失误、经营不善、管理无能等联系起来，不过，破产制度之所以产生，其目的就在于要给债务人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美国法律史研究的领军人物、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弗里德曼，在他的著作《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中，曾为读者勾勒出了美国破产法发展的简单历史。他认为，商法实际上就是关于信用的法律，而商业则漂浮在信用的海洋上。卖方在卖出实体货物的时候，总是要寻找保护自己利益的诸多途径。而在所有的价金付清之前，卖方也需要找到一些法律的“绳索”，将这些货物“绑紧”。他们寻找类似的工具将商品从厂家运给批发商，再运给零售商，最后到达社会公众手中，而有关借贷、担保、担保品及贷方安全的法律，就是希望能解决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问题。然而，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具有两面性，为了保护贷款方，这条法律的绳索必须足够紧，但如果太紧的话，又会抑制交易以至于危害经济。弗里德曼将具有共同利益的借贷双方的关系比作婚姻，他说，并不是所有的婚姻都能经营得好，信用关系也是如此。债务人有时候会无法偿付借款或者不打算偿付借款，这个时候，他们可能不得不离开正常的商业交易世界，坠入被称为“破产”的商业地狱。

　　“破产”的意思就是“其柜台被打破的商人”，所以“‘破产’一词背负着沉重和耻辱的污名”。在历史上，债务人还很有可能会因此被送入债务人监狱。以《双城记》、《雾都孤儿》、《匹克威克外传》等享誉世界的英国大文豪查尔斯·狄更斯，在其少年时代，他的父亲约翰·狄更斯就曾因无力偿债而被捕入狱。一个人一旦因还不起债务而破产，几乎等于跌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而破产制度或者说破产法的出现，就在于为债务人提供翻身的可能。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在一个鼓励冒险、奖励创业家的社会，同时也必须给予冒险者“体面失败”及从头再来的机会。对于商人或企业经营者来说，破产法就是这样一张安全网，它为那些自愿申请破产或被迫破产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可能存活下去的方式，他们可以在重组、重构后继续留在商界。

　　在美国，虽然联邦宪法赋予国会制定和颁布破产法的权力，但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国会并没有什么动作，虽有少数的法律被通过，但这些法律很快就又销声匿迹。直到1898年，美国国会才通过了一部全国性的破产法，它虽经过多次修改，但一直沿用到今天，而其立法的目的，也从以破产清算为主转变为以破产重组为主。在美国破产法中，被企业主或他们的律师“天才”地用活了的是其中的第十一章。因为它并不要求公司必须证明自己已无支付能力，这就使得许多有支付能力的公司也可以提出破产“保护”申请，从而避免让公司因“陷得太深”，以至“无法挽救”最终彻底“死亡”。而美国现在的候任总统特朗普，就是“聪明地”利用了破产法的这一章，使自己六次摆脱了经营困境，最终成为一个“成功”商人的。

　　不过，让债务人免于“无法逆转的不幸”，获得人生中的第二次机会，只是破产法的目的之一，而公平地对待债权人，也是破产法的任务之一。所以，破产法建立了清偿债务的程序，以期能将债务人剩余的财产尽可能以最公平的方式分配给各个债权人，用弗里德曼的话说，就是破产法要“避免或试图避免让债权人不合时宜地在垂死的企业的骨头上争抢残肉余末”。

　　行文至此，突然想到了茅盾先生的《林家铺子》。当讨账的上海客人坐在铺子里时，林老板很是担心，“摆一个人在铺子里坐守，这件事要是传扬开去，他的信用可就完了，他的债户还多着呢，万一群起傚尤，他这铺子只好立刻关门。”虽然我们可以将造成林家铺子“倒闭”的原因，归结为战乱、苛重的捐税、党部人员的敲诈及经济的不景气，不过换个思路想，假如当时的林老板能申请破产重组的话，他或许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也未可知。可惜林老板处于1932年淞沪战事后动荡的时局中，而民国政府的《破产法》到1935年才获得通过，对于这个小商人而言，真的已经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与林老板相比，特朗普可是要幸运得多。在“破产法”这张安全网下，他岂止是有了第二次机会，他获得的是六次机会呢。作为一个能绝处逢生的商人，在就任总统后，特朗普给处于各种危机中的美国，是否也能带来一次机会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马建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