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对话：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浙江样本

　　何显明(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

　　陶诚华(省委党校进修一班学员、金华市政协主席)

　　陈国强(省委党校中青一班学员、省委政研室综合处处长)

　　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是个重大课题

　　主持人:党的十八大深刻总结我国改革发展的历史经验，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提出了“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重大命题;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意义何在?

　　何显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命题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开始从整个国家治理，从国家制度体系完善的宏大视野中，来审视和谋划现代化的总体进程，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地方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探索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充分借鉴我国改革的成功历史经验，把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有机地统一起来，鼓励和引导地方党委政府根据中央的总体设计从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广泛开展治理创新，进而从地方治理探索实践经验中，汲取和提升国家治理创新的智慧。

　　推进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县域治理创新是关键。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最稳定、最重要的地方治理单位，县域在今天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的统一体，县域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浙江拥有县域经济高度发达以及县域城乡发展相对均衡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连续几轮扩权改革，又赋予县级政权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相应自主权力。就此而言，浙江完全有条件在县域治理创新上先行先试。对于全国而言，深入探讨总结浙江治理创新的实践经验，有着重要的价值。

　　主持人:这些年来，浙江的诸多地方治理创新实践，由于其创新领域和路径选择的务实性，以及创新经验的原创性，不仅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有的还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推广。人们不禁要问，浙江地方治理创新为何能走在全国前列?

　　陈国强:浙江长期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领先全国。世纪之初浙江率先遭遇了“先成长先烦恼”的发展境遇。当时，习近平同志敏锐地把握浙江发展实践提出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那就是:浙江在经济社会发展上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面临着“先天不足”和“成长的烦恼”，一些老问题未从根本上解决，一些新问题又不同程度地比全国大部分地方先期遇到，而许多问题从深层次探究，都能在体制机制上找到根源。

　　为此，十一届省委作出了“八八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八八战略”贯穿着深化改革的主线，强调改革是浙江的活力之源，从各方面有力地推动了浙江改革从微观层面向政府管理体制、社会保障等宏观层面推进，从经济领域向科教文卫等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推进，从内部自主性改革向建立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国际惯例的管理体制推进，从城市为中心向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推进，为省域治理体系创新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何显明:在“八八战略”的引领下，浙江成为了全国地方治理创新活力最为旺盛的地区之一，贡献出了诸多具有原创性的地方治理创新典型案例。

　　台州椒江区1988年底被确立为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地区，其探索试验历时20多年没有中断，是全国党代会常任制的最早试点单位中唯一没有中断试验的。

　　温岭“民主恳谈”试验起步于1999年，经历了思想政治工作载体创新、体制外基层民主试验、体制内的民主决策机制探索等发展阶段，并派生出了温峤民主听证会制度、新河参与式预算试验、泽国重大事项民主决策机制、新河行业工资集体协商谈判制度等系列创新成果。

　　起始于2000年的杭州市“满意单位不满意单位”评选，是全国市民评议政府活动起步较早、持续时间最长的试验，已逐步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业已成为全国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创新的重要代表。

　　在全国久负盛名的温州民间商会不仅通过加强行业自律，维护会员权益，间接发挥政府对企业的服务功能，而且通过参与行业发展规划制订，提出行业发展的政策性建议，扮演起了政府决策参谋的角色。

　　以宁波81890服务体系为代表的众多公共服务供给平台，借助网络平台，有效地整合了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实现了“以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

　　以杭州市上城区“复合联动治理”为代表的城市治理创新，通过广泛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既整合了城市治理的资源，又满足了市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诉求，在构建现代城市治理体系框架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

　　总之，全省各地在“八八战略”引领下精彩纷呈的地方治理创新实践，不仅有效地优化了地方治理结构，提升了地方治理水平，而且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制度性成果，为全国地方治理创新，乃至国家层面的治理体系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启示。

　　浙江地方治理探索创新的主要经验

　　主持人:新世纪以来，浙江地方治理探索创新取得了诸多可复制的经验，浙江也因此被誉为全国地方治理创新的样本。对此我们应该怎样看待?

　　何显明:持续的地方治理创新实践，不断完善了我省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优化了地方治理结构，增强了地方治理成效，目前浙江已经成为发达省份中生态环境最好、老百姓最具有安全感和幸福感的省份。习近平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国要“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中国方案”。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显著提升，正在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绽放出国家治理的中国方案的独特魅力的话，那么，浙江生机盎然的治理创新活力及其显现的巨大的发展和治理绩效，构成了中国方案一个最具典型性的成功样本。

　　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为提高地方治理成效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陈国强:浙江地方治理创新的首要经验，是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始终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形成的大众创业热潮，催生了独具特色的“老百姓经济”，推动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长期领跑全国。

　　习近平同志把“以人为本”作为“八八战略”的价值原则，着力补齐短板，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建立健全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长效机制，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后，历届省委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积极推进“两富”“两美”现代化浙江建设，有力推动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以及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都为浙江保持长期和谐稳定，不断提高地方治理成效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坚持理顺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

　　陶诚华:浙江地方治理创新的又一个重要经验，是充分利用市场经济体系发育以及社会组织发育领先的优势，形成了浙江特有的政府、市场、社会互动模式。在“八八战略”引领下，持续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创新，进一步理顺了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形成了市场发育、社会成长与政府创新的良性互动机制，使浙江地方治理结构的优化走在全国前列。

　　在激发市场活力方面，市场化改革和民营经济的先发优势，使浙江长期保持了市场体系发育的优势。总结浙江发展的成功经验，2006年习近平同志就明确指出，“必须把发挥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作用与发挥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使政府真正回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本职上来”。

　　何显明:伴随市场体系率先发育的，是各种在市场经营主体之间发挥利益整合、利益协调功能的民间组织，在市场与产业之间起着沟通和桥梁作用的行业协会，以及在各种利益群体之间发挥利益表达、权益保障作用的社会团体，在浙江迅速发展起来。民间组织快速发展显著地提高了社会的组织化水平和自治化程度，不仅促进了市场体系的扩展，而且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推进“平安浙江”建设过程中，习近平同志审时度势，敏锐地认识到理顺政府与社会关系，对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推动区域治理创新的深远意义。他明确指出，“要把加强政府管理与推动社会自治结合起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在市场体系发育的重点由市场主体的发育转向市场规范体系的建构的背景下，政府角色转型和政府管理模式创新，顺理成章地成为浙江优化市场经济运行的体制环境的关键。同时，市场体系和社会组织的相对发达，也为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管理模式创新创造了有利条件。新世纪以来，浙江成为地方政府创新实践最为活跃的省份。仅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的入围项目来看，迄今七届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全国共有158个项目入围，浙江共入围24项，占入围项目总数的15.2%，成为全国入围项目最多的省份。从总体上讲，在浙江模式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过程中，浙江已经形成了一种市场发育、社会成长、政府创新的良性互动机制，率先培育出了党委总揽全局之下的政府、市场、社会合作治理结构。

　　坚持以法治为优化区域治理的重要方式

　　陈国强:浙江地方治理创新的又一个重要成功经验，是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利益结构的深刻变化，将法治作为优化区域治理、提高区域治理水平的重要方式。习近平同志指出，“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的社会”。这种对现代开放社会良好秩序形成机制的深刻洞察，对法治在现代文明社会所扮演的角色的深刻认识，无疑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凸显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础性地位，提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的战略思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正是在这种前瞻性思想的引领下，围绕全面提升浙江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法治化水平，我省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区域法治建设探索，全面推进“法治浙江”建设，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何显明:习近平同志也高度重视发挥民主作为一种治理手段、治理方式在优化区域治理中的作用。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不仅能保障民主选举的成果，而且可以解决民主选举尚不完善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在习近平同志的推动下，浙江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基层协商民主创新实践，成为全国基层民主实践最为活跃的省份，为全国贡献了一大批具有原创性的创新典型。

　　坚持整合治理资源，创新治理机制

　　何显明:从某种意义上讲，浙江地方治理创新的重要意义并不限于治理绩效的提升，而在于其在整合治理资源，创新治理机制，优化治理过程方面进行的大量尝试，客观上打破了将民主限制在政治领域，限制在选举环节的传统观念，有效地拓展了民主实践的空间，并极大地开阔了民主建设的视野。

　　一是地方治理创新实践通过建立广泛的参与机制，将民间组织、市场主体和公民作为新的治理主体纳入到公共事务的具体治理过程中来，预示着未来完全有可能建立起一种党委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合作式治理结构。

　　二是以扩大参与渠道、汲取民间智慧、整合治理资源等为突破口的地方治理创新实践，将民主协商机制广泛引入到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来，充分彰显了协商民主在中国发展的前景。

　　三是以谋求有效治理为目标的地方治理创新实践，打破了将民主实践限制在政治领域特别是政治选举过程的局限，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党内民主、行政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网络民主等民主实践载体，有效地拓展了民主实践的空间。

　　坚持以党建统领治理创新实践

　　陶诚华:浙江地方治理创新最鲜明的特色，是始终坚持以党建统领各个领域的创新实践。在落实“八八战略”过程中，习近平同志曾带领省委一班人围绕党的先进性建设，制定了“巩固八个基础，增强八个本领”的党建总体战略。这一战略鲜明地体现了习近平同志以“伟大工程”推进和保障“伟大事业”的主政思想方略。

　　何显明:2006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海盐县视察指导第三批先进性教育和新农村建设工作时，对海盐县明确提出了当好“三个示范”的要求，即“在提高县域经济实力上当好示范、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上当好示范、在党的先进性建设上当好示范”。十年来，海盐县在践行“三个示范”要求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党建统领各项事业，其实践经验充分证明，习近平同志当年提出的“三个示范”要求，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有机整体，这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十八届六中全会以“伟大工程”引领和保障“伟大事业”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省委认真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八八战略”这个总战略，深化各个领域改革，推进“两富”“两美”建设，为浙江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