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以实用之学 开一代新风

　　著名历史学家谢国桢在评述明末清初的学风时，指出：“明末的学者，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首，提出了‘经世致用’的宗旨，‘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自然界的现象和社会的情况以及政治的弊端，均作深入的调查研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的政治建言、《明儒学案》中的学术史观，皆反映了一种以“实用之学”为主导的实践哲学。其实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以“实用之学”批判“空疏无用之谈”。对黄宗羲的实学理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谈到其经学著作《易学象数论》时，有这样的总结：“按诸实际，推究事理，不为空疏无用之谈。”与此同时，黄宗羲对汉唐以降的“词章之学”不屑一顾，对宋明理学“游谈无根、不谙世务”的空疏学风提出批评：鼓吹“良知教”的心学末流，“束书不观、空谈心性”；而程朱学派的理学家，其所读之书仅限于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是字义之从违。面对明清易代的残酷现实，他们却表现得满不在乎，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论者以为立功建业，别是法门，而非儒者所与也”。

　　黄宗羲指出：“古者儒墨诸家，其所著书，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盖未有空言无事实者也。”藉此他以“儒者之学，经纬天地”为标的，提出“通经致用”“经世应务”的治学宗旨，讲求实体、实用、实效、实行之实学。此外，他还倡言“道无定体，学贵适用”，对时人宣称的“道学”与“事功”分两途的主张予以纠偏，并提出“事功出于道，道达至事功”，进一步发扬了南宋以来的“学问”与“事功”合一的浙学传统。

　　以“行良知”的实践哲学诠释“致良知”说。对黄宗羲倡导的以“实践为主”的学风，清代学者江藩有这样的评论：“宗羲之学，出于蕺山；虽姚江之派，然以‘慎独’为宗、‘实践’为主，不恣言心性、堕入禅门，乃姚江之诤子也。”具体来说，黄宗羲以编著《明儒学案》为契机，批评了阳明后学中以王畿为代表的“玄虚派”和以王艮为代表的“情识派”：“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这一观点源于乃师刘宗周：“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在刘宗周看来，泰州学派的弊端是“参之以情识”，浙中王学则“荡之以玄虚”，而蕺山学派则乘阳明末学之流弊而起。

　　黄宗羲继承了阳明学“事上磨练”“知行合一”的学风，在解读“致良知”说时，明确指出：“（阳明）先生之格物，谓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皆是行也，笃行之者，行此数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于事物，致字即是行字。”经过他的改造与发挥，“致良知”演变为“行良知”，即切实地把良知本体转化为工夫实践，“工夫所至，即其本体”。

　　以“绝学”取代“科举之学”。青年黄宗羲在治学之初，便关注“实用之学”。前辈学者徐石麟曾这样指导他，“学不可杂，杂则无成”，为学重心宜在兵、农、礼、乐，进而关注天时、地利、人情、物理，此为经邦济世之学。由此他反对科举之学，“科举抄撮之学，陷溺人心”。惟有“六经子史”“兵、农、礼、乐，下至九流六艺”，才是“切于民生日用者”。

　　黄宗羲的“绝学”论述集中体现在《明夷待访录·学校》篇中：“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为提倡“绝学”，繁荣科学，他建议在学校体系中，除开设经学外，还要开设兵法、历算、医学、测望、火器、乐律、占候、气象、水利等课程。对于西方传来的天文历算，黄宗羲也是主张学习的。在海宁讲学时，他曾向海宁县令许三礼传授中西天文历，即《授时历》《西洋历》《回回历》；还向陈言扬等传授西方算学，并指导陈写作《勾股述》。这些足以说明，黄宗羲经验实证与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已经呈露端倪。

　　倡“经史并重”以启“开物成务”之学。黄宗羲早年接受过良好的经史学训练，其祖黄曰中精晓经学，其父黄尊素精研史学，家学渊源深厚。黄尊素曾告诫儿子：“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黄宗羲谨遵父训，“遂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归宿于诸经。既治经，则旁求之九流百家”，做到了无书不读。

　　康熙七年（1668），黄宗羲在宁波创设证人书院，讲学期间，他格外强调“明经通史”“经史并重”的教育理念：“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腐之学，故兼令读史。”正因为黄宗羲的倡导，章学诚在评点浙东学术时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

　　对黄宗羲思想的实学特质，可以用龚鹏程《晚明思潮》的一句话来总结：“（黄宗羲）思想既承刘蕺山之传，又能切应于时代；故不独整理宋元明儒学术，为理学心学之殿军，又开清代实学之风。”进而言之，黄宗羲思想源于以求实、批判、兼容、创新为核心的浙学传统。新时代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学习“经邦济世”的实践理念与“开物成务”的实学精神，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