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风健实的浙学渊源 漫议刘宗周及蕺山学派

　　所谓浙学，宽泛地说，即创发于浙江的学术传统，以其思想原创性强、历史影响广泛、地域特色鲜明著称，并彰显于更广阔的中国学术传统之中。浙学成型于南宋时期，前后绵延千年，强调“经世致用”。不同历史时期的浙学，无不作用于当时的现实政治与社会思潮，并发挥着重要的学术影响。明代的刘宗周及其所创立的蕺山学派即为其中的代表之一。

　　践行“慎独之学”，彰显经世情怀

　　尽管刘宗周并不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家，而且身处乱世，其仁政理想、王道事业无从实现，但他忠于职守，屡屡建言疏谏，提出救世济时的真知灼见，展现了一代名臣风范。

　　刘宗周为官不足七年，却三遭革职(1625、1636、1642)。不仅被天启、崇祯两位皇帝视为迂阔，而且那些趋势时臣多认为他太不识时务，但这些评价丝毫不掩其清正品行。对此，即使晚明政治黑暗，对他亦不得不褒奖有加。如天启四年(1624)的一份诰命制词称：“不因人热，惟适所安。素食布袍，三月不知肉味;敝车羸马，廿年犹是书生。”

　　刘氏的志节品行同样获得后世敬仰。康熙间曾任江宁巡抚的汤斌，在《蕺山先生文录序》中写道：“(刘宗周)平生于寂寞凝一中，发其聪明智虑。通籍四十年，敝帷穿榻，萧然布素。其立朝也，秉义据经，难进易退，自曹郎以至总宪，前后章疏数十上，大约志在振肃纪纲，敦崇廉节，重仁义而薄刑名，更欲申明祖制，寺人不得典兵预政，廷杖、诏狱悉当报罢。宁人见为迂阔，而不敢贬道以从时;宁与执政相龃龉，而不敢容默以阿世。其慎独之学，以之自修者如是，以告君者如是，以之勉寮友、诲门弟子者如是。”而牟宗三在其名著《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序文则写道，“夫宋明儒学要是先秦儒家之嫡系，中国文化生命之纲脉。随时表而出之，是学问，亦是生命。自刘蕺山绝食而死后，此学随明亡而亦亡。自此以后入清，中国之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遭受重大之曲折，因而遂陷于劫运。”

　　以读书为志业，终成一代学宗

　　刘宗周26岁时，即师事理学名家许孚远(1535-1604)，以居敬存养为修身求仁之道。他一生推重读书明道，相信“读书是儒者之业”，曾先后撰有两篇《读书说》，或以示学者，或以为家训。届知天命之年，则完全转向以“慎独为学问第一义”，阐释《中庸》慎独立人极之学。至其晚年，更是推尊《大学》诚意知本之教，结合《大学》《中庸》，撰写他一生最具原创性的名著《人谱》，力究成圣成人之境，最终建构出一个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体系。

　　刘氏学术敏锐，一生坚持讲学，站在当时学术讲论的制高点，充分把握当时以东林书院、首善书院为风向标的思想旨趣，有所取舍，更有所批判，最终形成“专主诚意”“专用慎独”的学术见地。其为学为教，精进不已，以孔门求仁之道为归宗。“孔、孟以后，集诸儒之大成，无粹于此。”

　　晚明时期，主流思潮出于两大阵营，其一是王阳明开创的姚江之学，其二是以矫正阳明心学为旨的东林之学。刘宗周对两者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一是“姚江之后流于佛、老”，二是“东林之后渐入申、韩”。因此，立言阐教，必须扫除当时思潮中“情识而肆”“玄虚而荡”的姚江后学之流弊，同时也不得不充分关注“以清议格正天下”的东林学风之余绪。

　　鉴于阳明后学流弊杂生，渐以趋归释道而不觉其非，必将侵蚀儒家圣学尊生崇圣的精神。对此，刘宗周曾尖锐地指出：“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杰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亦用知者之过也。”所以在《人谱》自序中，刘氏提醒学人：“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今之言道者，高之或沦于虚无，以为语性而非性也;卑之或出于功利，以为语命而非命也。非性非命，非人也，则皆远人以为道也。”以“醇儒”自许的刘宗周，决意不杂佛道而准于儒家圣学，创作“证人之谱”，掌握教化世道人心的话语主导权。基于“正心之所以为心”，而“证人之所以为人”，担当挽救时弊、重整道德理性的重任，就成为其不二选择。

　　因此，刘氏推崇历代相传的经史典籍，更善于加以解读。他将崇经重史用于指点本真心性，把儒家心性义理之学落实到人伦日用常行的历史事件中，以此来检讨人之历史发展的进程，进而开启了“经史相融、亦经亦史”的务实学风。

　　求真务实，“惟其人而不惟其言”

　　中国传统讲学活动，始于孔子。修德与讲学，是孔子对天下士子的两大寄望。对己而言，讲学是研穷义理、以求真知;对人而言，讲学是身体力行、讲授圣学。明代最具影响力的儒学派系是阳明学派。阳明学之所以能够迅速传播，得益于讲会这一民间讲学组织。正德、嘉靖年间的阳明讲会，作为地方士人定期的学术交游活动，在性质上与文人结社相近，与传统书院教学不尽相同。明代前期的文人结社，主要出于文人兴趣的结合，既无党同伐异之见，更不论及国事。到了明代后期，文人结社开始涉及派别之争、门户之见，成为不同思潮主张的结合体。在这些文人社团中，却甚少以读书、谈经或读史为社名的团体。隆庆至万历初年，张居正秉政当国，一度禁止士子组织民间讲学活动。万历后期，不仅以阳明后学为主导的讲学活动复振于世，而且其他类型的结社活动亦渐趋活跃。

　　思想学术流变总是相伴于社会、政治的发展变化。如何立于时代思想的制高点而裨益于世人，应成为追求学问之道的价值关怀。任何思想学说之“新”与“旧”，总是相对而论。如正德年间的阳明心学之“新论”，至刘宗周时代业已成为“越中之旧说”。对此，刘氏高足黄宗羲评论说：“山阴(即刘宗周)慎独宗旨，暴白于天下，不为越中之旧说所乱者，先生有摧陷廓清之功焉。”刘宗周所摧之陷，乃针对当时儒门淡泊而佛教宗风炽盛之陷，而其所廓之清则在于复归儒门圣学本源之清。摧陷廓清，即正本清源，这是刘宗周开创蕺山书院的讲学宗旨，同时也是其追随者形成蕺山学派的学术旨趣。

　　所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王学在万历、天启间，几已与禅宗打成一片。东林领袖顾泾阳(宪成)、高景逸(攀龙)提倡格物，以救空谈之弊，自是第一次修正。刘蕺山(宗周)晚出，提倡慎独，以救放纵之弊，自是第二次修正。明清嬗代之际，王门下唯蕺山一派独盛，学风已渐趋健实。”

　　“学风健实”，既指刘宗周及其所开创的蕺山学派追求稳健而务实的学术品格，同时也昭示出明末清初浙学开始转向“开物成务”的经世实学。明代思想曾被视“无根的一代”，所谓“无根”，究其实，乃是无儒家经史之根、无立足时代人心的救世济世之根。之所以“无根”，因其思想中并不突出“古”与“圣”的权威性。古则以三代为高，圣则以周孔为尊。复古当力究诸经，尊圣应效法诸经。为扭转晚明学术思潮中王学末流的异端化、禅学化的非主流反正统倾向，一部分学人转向尊经、崇圣、复古与现实经世密切结合的学术取向，蕴积着在尊古崇圣中注重经世实学的思想能量。这正是蕺山学派从宋明儒家的传统心性之学转向经世实学的学术意义。

　　总之，从浙江思想学术史上看，刘宗周实际开创了明末清初浙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流派——蕺山学派，堪称为一代浙学宗师。在重修的绍兴蕺山书院门墙上，至今仍书写着“浙学渊源”四个大字。刘宗周思想在19世纪时对于日本的思想变迁也产生过相当的影响。蕺山为人之忠义人格，与为学之慎独风范，应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忧时忧世忧民的忧患意识的一种象征。

　　（作者为省社科院哲学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