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中国改革40年若干规律性问题认识

　　原标题：中国改革40年若干规律性问题认识

　　摘要：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不应为了从成绩中寻求慰藉，更不应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把改革继续推向前进。中国改革具有若干规律性：一个根本：超越“物本”与“权本”，把人的解放和发展作为改革的根本;两相结合：社会主义一定要与人类共同文明的市场经济结合，并适时由1.0版向2.0版的“高标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三维生命体：超越传统的“工业文明”思维，构建“天地人生命共同体”;四方文明包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寻求“特”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共”的包容与交融。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需思考一个命题：我们回顾总结到底为了什么?不为了什么?

　　面对中国下一步更为艰难的改革，不应为了从成绩中寻求慰藉，更不应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以便承前启后，把改革推向前进。

　　说到“把握历史规律”，使人油然想到中国古代大思想家荀子的名言：“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的“常”指的是常规、规律。他告诫我们，倘适应“常”治国理政，则吉祥;反过来说，违反历史规律盲目治国理政，则肯定凶险。可见，把握“常”(规律)是关键之所在。

　　揭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常”(规律)是艰巨的，也是笔者难以胜任的。本文只是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提出几点对中国改革规律性问题的认识。

　　一、一个根本：超越“物本”与“权本”，把人的解放和发展作为改革的根本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是什么?笔者认为是人的解放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曾提出，在新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并称这是“新社会的本质”(1848)。1894年，恩格斯在给《新纪元》创刊号的题词中强调，除了摘出这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以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恩格斯为什么唯独摘录这句话?为什么特意申明除了摘出这句话以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这个题词，可以说是恩格斯积其一生之体验得出的最重要结论。

　　笔者对这个命题情有独钟。1986年，曾向教育部高校青年研究基金项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人本经济学”的课题申请。经过多年努力，出版了人本经济学的著作《人本体制论》。“人本”针对什么?一是针对“物本位”，二是针对“官本位”。

　　“物本位”和“官本位”，是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两个要害问题。正是这两种“本位”的影响，形成了“金钱奴役”和“权力奴役”的“双重奴役”。“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集权所压制;在原教旨的市场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金钱所浸蚀。”起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深层说，就是要摆脱“人的主体性被集权所压制”和“人的主体性被金钱所浸蚀”的双重奴役，以人本为导向来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漫画反映了“物本位”和“官本位”的影响，形成了对人的主体性“金钱奴役”和“权力奴役”的“双重奴役”。

　　按照此观点，笔者认为，总结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绩，第一位的，恐怕不在于经济总量的大幅度增长或“翻几番”，也不在于中国进出口总额和外汇储备的大幅增加，甚至也不在于中国经济在世界竞争力排行榜上位次的上升，这些无疑都是重要的，但是笔者第一位看重的，在于人的自身发展及其在现代发展体系中主体作用的发挥。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20年(1998)时，笔者从“中国改革与人的发展关系”的角度进行了总结，在《独立的人格力量与自主的经济力量初露端倪》一文写道：“可以这样说，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尤其是其中的先进部分，开始以独立的人格力量和自主的经济力量登上中国经济舞台”。“回顾20年的历程，最突出的，我认为就是独立的人格力量和自主的经济力量在中国大地的崛起。尽管这种力量还很幼小，还只是‘初见端倪’，但是它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今天，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笔者依然坚持认为首先应从这个视角审视改革。

　　从这个视角总结，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在改革之前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集权体制的弊端，最根本的一条‘是消磨人性’，是对人的自由发展的否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同时也解放人的自身的新纪元。”

　　这里有几个标志性事件，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对这里讲的“改革”，人们注意到了，这是很可贵的;孰不知，这里同时写道：“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这一点同样可贵。

　　同样，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首次作出新的论断：“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此，非公有制由“体制外”正式进入“体制内”，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和实践的突破，人们也注意到了。孰不知，十五大报告同时首次写入“尊重和保障人权”，并在此后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入宪法。这一点同样是带有“突破”意义的。

　　中共十五大报告首次写入“尊重和保障人权”，并在此后将其正式写入宪法，这带有“突破”意义。

　　现在，虽然中国尚有几千万贫困人口，但在人的生存和发展权方面是有明显进步的(特别是减贫事业)，当然在人的自尊和人的能动方面尚有差距。习近平同志2007年在《之江新语》中讲过一段话：“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此处所谓“文化的人”并非一般概念的“文化人”，而是有特定含义的非物化的人性化的人。此处讲的“单向度”的人，来自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一书。按照马尔库塞的阐述，“单向度的人，即是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的人。”“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因为决定奴役的‘既不是顺从，也不是艰苦劳动，而是处于纯粹工具的地位，人退化到物的境地’。”现在，相比之下，“人退化到物的境地”(“物本”)有所缓和，但是，“官本”还是比较严重。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际，应该从“能动的、全面的人”的更高向度考虑问题。

　　下一步瞄准什么?按照中共十九大的精神，应紧紧抓住落实“三权”一是人身权。这次长春长生疫苗事件引起举国震惊，表明人们对人身生命权的关注何等强烈。二是财产权，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财产权。要严格保护产权，善待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近来，社会上有人发表了一些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诸如“消灭”论、“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等等)，是完全错误的。笔者在《包容性改革论》一书中曾提出“共同基础论”。强调“产权体制创新：包容‘国有’与‘民营’”，国有与民营都该看成共和国的‘亲儿子’”。中央民营经济座谈会重申“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三是人格权，保障“每一个”个人人格的独立、平等和开放。

　　二、两相结合：社会主义一定要与人类共同文明的市场经济结合，并适时由1.0版向2.0版即“高标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似乎是一个老命题，前40年的改革也有文件可循，然而，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在中国并没有完全解决。“结合论”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继续探讨的问题。

　　1979年春改革开放启动之后，当时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即到底是继续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或计划经济体制的变形“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惯性运作，还是另辟改革新路?如果走新的体制之路，那么，其理论依据是什么?此时笔者曾参与国家重点项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研究”(谷书堂教授主持)，就遇到关于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即形象地说，社会主义让不让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这个“媳妇”进门的问题。

　　我们的“老祖宗”是坚决不让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这个“媳妇”进门的。他们有句名言：“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么商品生产将被消除”。“消除”论讲得斩钉截铁。在“老祖宗”看来，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的。

　　起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变迁史上的一个创举。它不拘泥于上述“老祖宗”这种“消除”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体制模式，而是大胆地让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媳妇”进门，同时又不照搬当代某些发达国家排斥社会主义制度的模式，而是用中国人的世界观和高超智慧，把社会主义(中国制度之“特”)与市场经济(人类文明之“共”)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特共一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把社会主义(中国制度之“特”)与市场经济(人类文明之“共”)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特共一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之际，很需要用现代经济理论和经济哲学，从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战略角度，理性地阐明现代中国为什么会造就出“这样一种”而不是“那样一种”经济体制样式，为什么实行“这样一种”而不是“那样一种”经济形式和经济关系，它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它的历史突破点在哪里。

　　倘要简要概括历史突破点，在改革开放40年中，突出的有“两次开门、两大战略认定”：

　　第一次开门，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率先开了“商品经济”之门。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随后，80年代的经济改革迅速展开：国有经济领域：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到施行两步“利改税”和股份制改革;个体经济：从“限制”到“允许”;私营经济：从“非法”到获得“合法”地位;“三资”经济：从点到面展开。改革的春潮涌动起来。

　　但是，历史发展是曲折的，1989年下半年之后，中国的理论界和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怀疑甚至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错误思潮，改革出现挫折。在此背景下，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及随后举行的中共十四大作出第一个战略认定：确立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按照其内在逻辑，经济体制改革以旺盛的生命力继续开拓前进。

　　第二次“开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向世界打开“参与经济全球化”之门。中国政府按照入WTO的承诺，采取向国外投资者放宽市场准入等举措，中国经济逐步走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路程。而经济全球化则是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市场化。由于各种原因所致，一段时间内改革陷入胶着和停顿状态。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出第二个战略认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文献中第一次写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论断。并强调“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向世界打开“参与经济全球化”之门，中国经济逐步走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路程。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过去五年了，“市场决定论”迄今在理论上仍存在争议，在实践中也未能得到很好地贯彻和落实。在“市场决定论”白纸黑字、无法否定的情况下，理论界出现了与“市场决定论”相悖的“驾驭论”，即主张“政府驾驭着市场决定”，市场是个“傀儡”而已。假如让“驾驭论”盛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势必要大打折扣，计划经济体制的变形“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就会重新回来，这样，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媳妇”即使进门，也难以“登堂入室”、最终沦为“婆婆”的“婢女”。这是与改革开放的大潮相背离的，也是与人类共同文明渐行渐远的。

　　言及“媳妇”命运，笔者不禁想到鲁迅的“媳妇”朱安。虽然她是明媒正娶来的，但是因包办原因鲁迅并不爱她。鲁迅曾对友人说，朱安不是他的夫人，只是他母亲的夫人，是母亲抚养他送给他的“礼物”，朱安度过了孤苦伶仃的一生。在中国，我们允许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进门”是有正式文件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中共十四大)，如“明媒正娶”一般，但是，要认真地问一句：中国社会到底“爱她”“不爱她”?她是不是一件别人送的“礼物”?她进入中国后会不会也沦为“婢女”而度过“孤苦伶仃的一生”?值得理性思考。

　　改革开放的核心是什么?中国到现在为止的成就是改革开放的什么内涵带来的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向要不要坚持?要不要升级?现在，这些问题都需要思考。笔者认为，改革开放的主调是打破传统的计划经济及其变形“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模式，中国经济迄今为止取得的成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的某些问题，是因改革不彻底、不到位带来某些“夹生饭”所致。

　　改革开放40年之后，面对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向不仅不能动摇，而且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更要进一步升级，这涉及对第二个“规律性问题”的认识。

　　2018年4月以来，中国决策层多次重申：“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这不可避免地将带来几个重大的制度性变革：包括放宽和扩大市场准入、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问题;各种所有制“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及相应倒逼国有企业“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问题;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问题;完善各类产权的界定—配置—交易—保护制度问题;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和管理等各类要素市场化配置问题;政府自身管理体制改革及公正化问题;严格知识产权保护和环境保护问题等等，这就势必要求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推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法制化进程。在此历史的关键时刻，需要适时提出“由1.0版向2.0版即高标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的命题。这个命题即是1992年邓小平预设的：“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包括在经济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应是我们新的历史使命。

　　三、三维生命共同体：超越传统的“工业文明”思维，构建“天地人生命共同体”

　　改革开放前夕，中国的工业化尚处在初期阶段。经过40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按照国际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和库茨涅兹的模型标准，中国总体上已经处在由工业化中后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变阶段，其中先进地区已经率先进入“工业化后期”。在这个转折时刻，需要思考如何超越传统的“工业文明”思维，迈向一种新的文明——生态文明的问题，这就涉及第三个规律性问题——构建“天地人生命共同体”的背景。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是从“天地人产权”的“三维”角度逐步意识到这个命题的。《广义产权论》第一要义即是“广领域”产权。广领域广到哪?“广到天、广到地，广到人”，即从“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等”进一步拓展到“天地人的产权关系大格局”：广到天——环境产权;广到地——资源产权;广到人——人的各种产权。

　　提出“天地人产权”这个命题，是试图从产权角度为推进资源环境生态建设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在笔者看来，实现人类的绿色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可以有四条线路。其一，技术线路——通过低碳技术创新来控制和减少工业、建筑、交通和农业等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其二，结构线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其三，规制线路——通过法令、税收(如环境税)等政府管制或社会强制手段来促进可持续发展;其四，产权线路——通过建立包括碳排放在内的环境(天)的产权机制、地上地下资源(地)的产权机制等手段，用市场的办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以上四条线路中，特别要注意从制度角度，即从产权角度来研究和推进绿色发展。环境产权实则涉及“环境人权”问题，要在这方面下功夫。

　　“天地人产权”这个命题，是试图从产权角度为推进资源环境生态建设提供新的理论视角。环境产权实则涉及“环境人权”问题，要在这方面下功夫。

　　“天地人产权”这个命题可从更广阔的角度探讨“天地人生命共同体”这个命题。中国的老祖宗曾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这是中国人的大智慧，也是中国人向人类文明贡献的宝贵成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是认同的，并结合欧洲情况做过论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讲过“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牧畜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恩格斯在这里用形象的笔触揭示了“天”(气候，环境)、“地”(山地，森林)与人之间的内在联系。

　　当代人类对生态文明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美国学者怀特在《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中指出，“人类中心主义传统是现代西方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围绕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自然存在物的内在价值、人对自然的道德义务等需要进行深刻反思。

　　中国改革开放40年间，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快速的(从1978年的0.36万亿元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在世界竞争力排行榜上位次是突飞猛进的，但是，环境资源的代价又是沉重的。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业绩时，不能只看GDP增长而不看付出的成本。这条以环境资源为沉重代价换取GDP盲目增长的老路不能继续下去了。

　　天有生命，地有生命，人有生命，万物皆有生命。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曾以“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为例，阐述“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唤起人们“生命共同体”的意识。到今天这个世界，生态文明乃继工业文明之后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我们应该超越传统的“工业文明”思维，在更大范围构建“天地人生命共同体”，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是有意义的。

　　四、四方文明包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寻求“特”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共”的包容与交融

　　研究中国40年的改革，需要“纵坐标”和“横坐标”，前者指历史眼光，后者指世界视野。从世界视野看问题，核心是文明包容问题。

　　中国人对“文明”一词并不陌生。古代《周易》就有“文明”的记载(即：“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文明”何意?《尚书》注曰：“经天纬地曰文，照亮四方曰明”。从“天下文明”的角度审视，人类文明是多元的。德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认为,文化是多元的、多中心的,各种文化是平等的、等价的。他曾经说过：“我看到的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其中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生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土生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象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这里是丰富多彩，闪耀着光辉，充盈着运动的，但理智的眼睛至今尚未发现过它们。”斯宾格勒这里接连用了三个“每一种文化”，深刻反映了文化的多元性和平等性，这就为“丰富多彩”的“文明交融”构建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不是从绝对意义而是从相对性的角度来理解，人类的共同文明是存在的。如中国古典哲学讲的“天人合一”“和为贵”等等，倡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相处。这种价值适用于所有的人群，对此不能持虚无主义态度。西方发达国家文明中的精华，加上发展中国家包括东方文明的精华，等于人类的共同文明。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两大浪潮，正在使多样化价值理念之间发生频繁的交集、碰撞和融合。笔者把这个命题的解，称之为“文明融合论”。

　　人类的共同文明是存在的，西方发达国家文明中的精华，加上发展中国家包括东方文明的精华，等于人类的共同文明。

　　新阶段应致力于实现中华文明与人类其他文明的包容和交融。现代中国确实有独特的东西，比如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的百年奋斗目标等，这些应该承认，不能否定的，但是，在讲这些“特”的东西时，建议要实事求是，拿捏得比较准，在宣传上不应该盲目夸大，内涵上不应无节制地延伸，操作上更不要僵化和简单化，现在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需要复杂性思维。

　　推进改革开放，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关键字是个“特”字。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按照中共十八大和十九大精神，还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性思维”。这里面的关键字是“共”字。这就带来一个“特”与“共”的关系问题。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上挖掘二者的内在联系，做到特中有共，共中有特?建议将“特”与“共”整合起来探讨，融合起来研究。既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肯定有人类共同的东西在里面，共同的规律在里面。我们的解释可以和别人有所不同(如上所述的定义)，但无论如何不能说没有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近几年人们回避、否定，个别人甚至批判“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是不对的。怎么会没有“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否则，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没有根基了。

　　马克思早年就曾经说，世界是“千姿百态”的，“玫瑰花”和“紫罗兰”各有自己的芳香，我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他反问道：“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他直接说的是“精神”，用之于社会文明的分析，是同样适用的。

　　2013年，笔者曾出版了一部《包容性改革论》，其中提出：“21世纪的文明史，将昭示一条规律：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怎么样增强中国改革的包容性?怎么样增加中国经济体制对内对外的亲和力?是下一步需要探索的大问题。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1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