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美术学院原副院长李泽霖、三峡大学原党委书记陈少岚、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武汉大学原网络教育学院院长郭学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原副院长刘其泰……近年来，湖北高校多名领导干部因腐败“落马”。职务犯罪在高校频发，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4月17日《人民日报》)。

　　湖北省纪委党风室主任高金章说：“高校领导干部贪污腐败，损失的不仅仅是一些钱，更重要的是对千万学生道德上的不利影响。”其实，问题并不止此，高校腐败更将直接影响到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高校腐败频发的根本原因是体制问题，也就是“学术行政化，高校衙门化”问题。

　　从天津大学炒股巨亏事件，到陈丹青出走、贺卫方罢招，以及最近的“张鸣事件”，再到湖北高校的腐败窝案串案，都是“高校衙门化”的生动例证。用张鸣教授的话说，“高校已经成为一个官场，不仅有官场的结构，还有官场的文化、官场的行事方式。”高校成为官场，讲的自然就是官场的游戏规则——某些领导大权独揽，在治理学校问题上，教职工、大学生以及社会公众经常无权置喙。可是，单靠行政力量对高校进行日常监管，肯定力有不逮。监督得了的无权监督，有权监督的又监督不了，腐败怎能不在校园滋生？

　　大学“政校不分”，各级管理人员都是层层任命的官员——很难想象这种官僚化体制能够管理好一个以追求真理、探究知识为唯一要务的学术场所。能够有效防止官僚化滋生的，能够有力遏制教育腐败的，当属我们曾经有过的、很多国外高校一直奉行的去行政化的教授治校传统。

　　教授治校的根据在于教授在学术上的优越性，而不在他们的行政能力。教授治校其实是一种民主模式，通过提供一个民主的平台，使大家能坐在一起商议如何治理好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