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日前联合发布《关于组织实施高校领导赴海外培训2010年项目的通知》，共100名左右高校领导今年将到日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地培训。(《新京报》5月18日)
西方不仅是现代学术的源流，也是大学制度的发端，历史上大师辈出，当下依旧新星璀璨。相形之下，吾国大学的差距如此之大，自当迎头赶上，出去走走自然必要。海外培训当然是为了“师夷长技”，至于其后能否“自强”，就另当别论了。
海外培训、出国考察历来名声不佳，民众很容易将百余人出国与公款旅游挂钩。如今领导们国门未出，公众已然炮声隆隆。此等忧虑不无道理，但并不足以构成反对海外培训的充分条件。且不说这种思维涉嫌“有罪推定”，为预防腐败而阻止出国本身就很滑稽。海外培训之价值与必要性毋庸置疑，即使果真涉及公款私用，也应诉诸事后的纠错与惩戒机制。
任何一个思进的民族，都必然主动汲取异质文化的精粹，困顿不前的中国高等教育更该向西方求教。海外培训之类问题，不应存在该与不该的争论，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值与不值”。以往出国“学习”了这么多年，也没见国内大学有太大起色；赴外官员一批又一批，却不见一套取人之长且能补己之短的系统理论。效率低若至此，难道还不该反思反思吗？
以“人次”填补“低效”无非是重复昨天的失败，首要的是革新出国培训模式，其后才有希望真正学到点海外经验。这一切的核心在于，重构科学的出国人员选拔规则与学习效果测度体系。过去的名额分配向来基于“推荐”，由于高校行政化泛滥成灾，往往是官高者得此良机。因此，效率在最初环节就开始流失。
事实上，参加培训这事还真不是官大就可以做得更好，有限名额的分配同样应引入竞争机制——自愿申请、公开辩论、投票公选。选出有志有能者，才更具学习力。另外，对学习效果也应有更严苛的评估体系。笔者建议，培训归国之日，每个“学员”都应在大众媒介刊出自己的“报告”，不仅包括所见所感，更要有切合实际的改进建议。之后，再由公众评判这份“报告”的价值，据此决定经费报销比例。
出国培训固然是大学求变的有效路径之一，但同样要考虑“费效比”。“理由正当”而“事实低效”的海外学习，只能让公众一再失望。出国成效取决于培训模式的变革程度。除此，应尝试开拓更多求学西方的有效路径，如吸纳西方专业人才和更多中国留学生，投入这场吾国高校之自赎与自新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