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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服务业发展需要良好的大环境
2010年10月20日 16:29:57 来源:红网

  近一段时间,家庭服务业的发展成为中国政府和社会关注的问题。因为从理论上说,家庭服务业的发展可以缓解中国城市双职工家庭的家务劳动压力,同时又可以为低端劳动力广开就业渠道,因此被认为是一件在“扩大内需”和“增加就业”等方面“两全其美”的大好事。尤其在中国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空巢”家庭越来越多时,这个问题就会显得更加突出。

  据媒体报道:目前,中国的家庭服务业年营业额已达1600亿元,有从业人员1500多万人,服务项目涉及家务劳动、家庭护理、维修服务、物业管理等等。但在5年前,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提供的数据,“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只有136万人。5年来,居然有十多倍的增长幅度,确实令人吃惊。当然,这里也许有统计口径不同的问题。

  然而,就拿家政服务(应指“媬姆”和“小时工”提供的家务劳动服务)来说,据2009年发表的在天津、上海、重庆、沈阳、南京、厦门、南昌、青岛、武汉等9城市进行的一项调查披露,9城市家政服务从业人员不到24万人。从网上查询,其他相关从业人员中,规模最大的是物业管理人员,大概250万人左右。这些数字与“1500多万人”相比,差距仍嫌大了些。

  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庭服务”的消费也许可视为作为雇主的劳动者和受雇的劳动者之间的一种“再分配”,能否成交实际上是要仰仗作为雇主的劳动者所获得的“初次分配”。只有城镇居民的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才有余力利用他人提供的“家庭服务”。

  以下以家务劳动服务为例来对中国内地与香港进行一番比较:目前在港菲佣(泛指所有从事家务劳动服务的非香港籍人员)大约有25万人。以香港大约250万个家庭计算,可能有10%的家庭雇用了菲佣。菲佣的月工资大概在4000港元上下,而2008年香港居民的“中位工资”是10000多港元。以有雇人做家务需求的“双职工家庭”来计算,夫妻双方大概用工资收入的20%,就有能力雇用菲佣。在中国内地,2009年城镇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是29000元,每月是2400多元,“双职工家庭”就算每月5000元左右。但在城市中,全职媬姆的工资一般为2000—2500元(媬姆的生活费用计算在内),这就要占到工资收入的40—50%。还要说明的是,以上数字,香港是按“中位工资”计算的,而内地是按“平均工资”计算的。一般来说,内地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工资,在平均线以下的大概要占65—70%。从上述计算看,中国大多数家庭仍然无法雇用全职的家务劳动服务人员,所以,9城市的调查数字是有道理的。

  上述对“权威数据”的质疑,并不是想否定“家庭服务业”的重要意义。恰恰相反,本意是要力挺这项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第三产业。遗憾的是,近年来,一些有关社会需求的研究,常常只是泛泛而谈“需求”,却避谈“有效需求”。譬如住房,譬如养老……需求有多大,地球人都知道。但同时具备相应购买力的需求究竟有多少,却是一笔糊涂账。如今有关发展家庭服务业的种种说法,依然难脱窠巢。

  论及今后家庭服务业的发展,应该走上专业化的道路,这才是真正有前途的发展取向。如果依然像眼下从农村拉个劳动力进城就“服务”起来,恐怕仍然会乱相丛生。所谓“专业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有专门的技能技巧,二是要有自律的职业道德,这是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特殊训练才能实现的。菲律宾的“菲佣”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上取得“名牌效应”,是因为这些“家庭服务业”的从业人员都是经过严格培训的。当然,专业培训所花费的经济成本和机会成本无疑也会提高从业者的身价。

  尤其是在老龄化程度日趋严重的中国,要使老年人以及所有有需要的家庭都能享受专业服务,恐怕还要经历一个“两步走”的发展过程。如前所述,至少在目前,让每个有需要的家庭都雇请家庭服务员是不现实的,更遑论雇请经过专业培训的家庭服务员,因为大多数家庭不具备相应的经济实力。因此,发展的第一步,反倒是要发展专业的服务机构,因为只有专业机构才能聚集专业人才。同时,集约化的经营也使机构机构有可能获得实现专业化的空间。第二步,当专业机构和专业人才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以专业机构为基点向社区扩张和渗透,实现专业机构支持下的社区服务,再以社区服务去满足家庭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实现专业化的家庭服务的目标,必须要实行“非营利经营”的模式,而不能走完全市场化的路子。

  目前,中国的家庭服务业正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从一些大城市的实际情况看,像媬姆、保安这一类的工作岗位,因为“包吃包住”,所以会成为刚进城的务工农民首选的落脚之地,一旦找到“更好的”工作,他们就会立即跳槽。所以,这些岗位的流动性极大。如此,专业化自然谈不上,也给雇请他们的家庭和社区带来很大的困扰。

  另外,还有一些环境也对家庭服务发展不利。譬如,香港的楼宇,相当一部分会有一个独立的“工人房”,6—8平米,是专供住在家里的家务劳动服务员居住的。但内地的住房一般没有这样的设施,请了服务人员回家,住在哪里还成问题。这些细节问题不解决,其实影响也是很大的。

  (作者系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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