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公众对征地拆迁问题日益高涨的关注和敏感,相关官员的所谓“雷语”也是频频被曝光而引发关注。最近又有学者因与某县委书记话不投机而在网络上曝光称,该书记质问如果没有拆迁知识分子吃什么。社会舆论对于此类话语高度敏感可以理解,一些学者基于自己的信念或者其他什么,不惜将私人场合的谈话放到作为公共空间的网络上,这也可以理解。但是,从法治的观点来看,如果社会公众只因为该书记的言论就叹息当地民不聊生,或者惋惜该学者布道失败,却也大可不必。

　　少数官员再雷人的语言也终究是语言,少数专家再高明的见解也不过是见解。法治社会中,真正有意义的,是法律划定的权力与责任,以及权利和义务。少数官员希望不受任何限制地大拆大建,对于这种观念甚至言论,他人、社会乃至法律都难以干预。关键是我们的法律、制度是否容许这种罔顾老百姓利益而大拆大建的行为,以及这种行为一旦真的发生是否能够及时、公正地加以纠正。法律鼓励人们的自觉,但是法律从来不依赖人们的自觉。如果老百姓的权利只能依靠当地官员的觉悟来维护,或者依靠一些学者对当地官员的教导来保全,那么可以肯定地认为,这种维护或者保全将完全是空中楼阁,几乎没有任何可靠性可言。

　　人类经过千百年的探询,早已从正反两方面认识到,只有依靠法律来维护、实现权利,才是最为可靠的途径。雷人雷语并不可怕,在法律有效治理的国家,说什么与能够做什么是两回事。可怕的是雷人雷语转化为行动时却得不到法律的纠正。社会公众对于此类事件的高度关注,其根源也许正在于此。

　　社会舆论的担心并不是凭空发生的。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明显不当的强拆行为不断发生,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一再被试探,党纪国法的红线一再被逾越,社会大众对于少数地方政府主导的土地征收、房屋拆迁行为,在法律的评判之外,形成了另外一套基于社会道德观和个人正义观的评判结果。抛开法律的评判,转入舆论评判和每一个人的自由心证的评判,这种风气蔓延开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同类问题上的“狼来了”效应。如果违法征地、野蛮拆迁屡次发生而得不到及时公正地纠正,极有可能引发公众对于政府此类行为的普遍怀疑态度。以至于一些真正为了公共利益的征地和拆迁的行为,既要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质疑,也容易遭遇相对人出于不信任的不配合,甚至出于对政府可能谋得暴利的臆想的漫天要价。

　　这种普遍怀疑的情绪,将极大损害政府的公信力,极大提高社会的协商成本,极大增加政府推进各项工作的阻力。这不是理论上的设想,眼前便有一例。重庆市为了努力缩小城乡不公平差异,积极推进户籍改革。然而,由于涉及到农民的土地,重庆市政府不得不面对铺天盖地的“以农转非的名义大拆大建”的质疑,以至于重庆市领导不得不在有关文件已有明文规定的前提下,亲自参加新闻发布会再解释一遍文件内容,并恳求社会舆论对重庆的改革“持宽容态度”。

　　避免政府失信,使雷人雷语不再引发社会如此之广泛的担忧和敏感,根本之道还在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法治政府的行为可预期,法治政府对错误行为能够及时、公正地加以纠正,法治政府之下民众的权利不再脆弱地系于“父母官”的觉悟和素质,法治政府之下信息公开透明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无谓的猜忌和怀疑,法治政府之下法律可以确保政府按照法律行事而不是按照少数雷人雷语的思路行事。只有法治政府,才是能够赢得社会大众最广泛信任的政府。通过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总有一天,社会大众在面对类似“雷语”时,就像面对一个小孩说“我要成为美国总统”一样从容而淡定,不再为此感到敏感而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