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常委、秘书长吴玉良在去年年底的一次发布会上表示，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最近要出台比过去更严格的有关公车配备使用的新规。新华社前日发表文章称，这意味着“史上最严格”的一轮公务车改革即将启动，并强调，公车数量和支出费用公开是改革深入进行的大前提。
公车数量和支出费用，应是政府运行中很基本的信息，但此前有地方机构视其为“敏感数据”，认为不宜公开。基本信息不能公开直观反映公车改革症结，但公车改革不只是一个信息公开问题。公车改革进行了十余年，社会总体评价一直不高，一个原因是，国家此前对公车改革缺乏明确指导意见，没有让人满意的方案和操作原则，长期以来，公车改革只在一些地区、为少数部门自发探索，分散进行，改不改，怎么改，有太大的随意性与不稳定性。
随之而来的问题体现在几个方面。车改模式、适用范围、公车管理、补贴标准等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没有进行公车改革的地区和部门，因为缺乏政策依据或操作难度大，完全可以推迟甚至拒绝公车改革；有的所谓车改变成了权力自肥的游戏。类似的困局在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改革，其他事涉权力的改革事业中亦有体现。
公车改革本质上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内容，涉及政府事权与行政成本如何匹配。很大程度上，这是政府的一种自我革命。自我革命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怎么改，这是一个方法问题，政府可以自己去探索路径，规定公车基本保有量，还是给公车贴标，抑或发放车贴等，都没有问题；二是这些方法要有效，如果改来改去，积弊依然深重，这就不是革命。现在，有必要明确一点，对公众而言，关心的不是方法问题，而是政府有没有决心和勇气，有没有自我约束的意志，决心、勇气、意志怎么落地，如何转换为人们对行政体制的信心等问题。
从现实看，权力在改革的决心、勇气、意志的展现上是很不够的。车改是对已经固化的权力利益格局的调整，改革的主体是政府，改革的对象也是政府，自己改自己，当然没有不难的。有的地方、有的部门根本不会触碰这一问题，有的即使有所触碰，但阻力重重，局面难以打破。以公车数量和支出费用的公开难为例，一些部门“不便”，“敏感”的说辞，正表明公车改革牵涉甚重，“自我革命”的硬骨头，有的不愿啃，有的觉得不好啃。
决心、勇气、意志涉及精神层面。精神层面的内容往往让人难以把握，没有动力、压力机制的保障，无异于根基不稳的浮萍。这也就是说，“自我革命”的公车改革，其效果不是维系于政府自身，而是来自公众对改革实效的检验与评价。
更为严格、更加明确的公车配备使用规定，将意味着在更高层面确立改革权力利益格局的价值取向。放开视野，包括公车改革在内的事关全局、牵涉社会敏感神经的各项权力改革，来自政府的很多改革信息都会被公众捕捉到，都会面临检验与评价。那些由政府释放了改革信息，却久拖未决，或迟迟打不开局面的改革事业，会使政府陷入被动，也将耗损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和耐心。一个让民众失去信心和耐心的政府，意味着什么，值得深深省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