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说辞隐含的潜台词，实际上都是“我与那些贪官不一样，我的贪腐有可以原谅的理由”。实际上，这些言之凿凿的理由，这些自我感觉的“与众不同”，都不过是一种产生麻醉效果、幻觉作用的“心理鸦片”。

　　不像生意人，没有江湖气，态度很诚恳——这是近日被一审宣判的武汉大学原党委书记、副校长龙小乐对第一个向自己行贿者的印象。在庭审中，龙小乐拒不认罪全盘翻供，指责侦查人员刑讯逼供，不管这是减罪策略还是实际情况，这一案件披露的各种行贿受贿细节，仍给人观察受贿者的心理状态，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

　　据法庭调查，龙小乐在2000年收受第一笔贿赂时，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是，行贿者的形象加上“情理中”“潜规则”“照此办理”的说辞，让价值天平偏向了贪腐一侧。这样的细节，透露出面对诱惑时一种普遍的心态：他人的贪腐，是相似的利欲熏心和违法乱纪；而自己的贪腐，却总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

　　对于贪污受贿，大部分贪腐者都有着清醒认识。在解释日记中为何不提自己受贿时，龙小乐说是“没有勇气面对自己违法犯罪这个事实”。知道是违法犯罪，却没有抵抗力，除了利益驱动之外，也有心中对这种行为的合理化解释。

　　在被详细述及的第一次受贿中，我们可以看到行贿者是如何呈现出这一合理化假象：像个学生，谦虚且谦卑；诚恳的表白，让人信任；不送不踏实，送了才放心……种种表现，都是给受贿者“不得不贪腐”的理由，都是针对受贿者“自我合理化”的需求而来。

　　对自己行为的“合理化包装”，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开脱。

　　而对自己行为的“合理化包装”，并不仅见于龙小乐一个案例。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第一次受贿，是过年时别人以给小孩“压岁钱”的名义丢下的千儿八百；广东增城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邱伙胜“含泪索贿”则是因为被情妇所逼；北京市通州区原副区长苏文权发明“被动受贿”一说，认为给钱给物都是出于私交；宁夏银川市交通局原局长高云山的“合理化包装”则是“没给他们办过一件事”——不一而足。种种说辞隐含的潜台词，实际上都是“我与那些贪官不一样，我的贪腐有可以原谅的理由”。实际上，这些言之凿凿的理由，这些自我感觉的“与众不同”，都不过是一种产生麻醉效果、幻觉作用的“心理鸦片”。

　　无论受贿者如何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化的理由，也无论行贿者采用了如何诱惑人心的花招与说辞，说到底，贪腐就是贪腐，不因为原因、目的不同而有任何差别。在贪和廉之间，只有一条永远不会模糊的边界。只有牢记这一点，才能逃脱他人和自己设置的陷阱，真正在面对人民、面对历史时，打出胜利的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