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日前表示，中国央企高管薪酬实行半市场化管理，薪酬比同类岗位低很多，并表示需要的话，可以向社会公开。而对于央企高管薪酬，社会各界也有着不同的声音。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武钢集团总经理邓崎琳说，“央企高管的工资薪酬水平和同类岗位相比低得多，这是事实。”他认为，随着企业职工的收入不断增加，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应该按经济规律走市场化、国际化的道路——“高管高薪”。 (3月6日人民网)

　　面对质疑，武钢集团总经理邓崎琳坦言自己一年税后工资是40多万，而美国GE等大公司年薪是千万美金。与美国同行与中石油、中石化等垄断央企相比，邓崎琳作为大型央企总经理，只领40多万元税后工资的确不算多。

　　国资委今年1月披露，2010年1-12月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66968.9亿元，同比增长32.1%；累计实现净利润8489.8亿元，同比增长40.2%。央企的业绩不容否认。按照“谁贡献，谁受益”的分配原则，央企在取得非凡业绩的同时，央企高管获得较高薪酬，然而，像邓崎琳这样的央企高管“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以低薪酬创造高利润，称之为“高风亮节”似乎并不为过。站在央企高管的角度，邓崎琳主张“高管高薪”，并不难理解。

　　但是央企高管工资到底是不是像邓崎琳说的那样低，武钢高管的工资标准能否代表央企高管的薪酬水平，应该用事实说话，主动接受民众评判，不能以偏概全，由央企老总说了算。而且，与国外高管的“裸工资”相比，中国央企高管除了账面上的工资单以外，还有不菲的福利待遇、各种不规范的补贴与职务消费权力，这些隐性收入是国外同行没有的。

　　在我看来，央企高管薪酬到底该如何分配，不能听央企高管哭穷，而需要制度规范。一，央企高管薪酬分配应着眼于社会价值回归，与个人贡献匹配，经得起全体民众的评判，而不是国资委、监事会的内部评判与央企高管的个人感受。二，央企利润、职务消费等核心问题应该得到规范。央企利润全线飘红，国资委官员与央企高管又为央企高管薪酬低叫屈，央企利润到底流向何方，需要一本明白账。三，央企应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多上交利润还富于民，遏制涨价冲动让利于民，让广大国民股东受益。央企不能口头上做“巨人”，行动上做“矮子”。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一项系统工程。而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问题。温总理3月5日在政府报告中指出，大力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快建立收入分配监测系统。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尽快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努力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虽然社会分工千差万别，我们并不眼馋央企高管拿高薪酬。但是从政策上引导社会公平，逐步理顺社会收入分配关系，在收入分配的问题上避免出现马太效应，应该可以做到。

　　从根本上讲，央企高管薪酬应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管理的轨道。除了高管薪酬应该经得起社会公平检验以外，企业利润分配、职务消费等核心问题也应得到规范。比如，央企超九成利润去向不明；再比如，广为舆论诟病的央企高管职务消费，差旅费、会务费开支过大，涉嫌浪费的问题。前中石化老总陈同海就有一句“名言”：“每月交际花一二百万算什么,公司一年上缴税款二百多亿。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据悉，陈同海在中石化集团内挥霍是出了名的，平均算下来，他每日挥霍的钱超过4万元。如果央企高管挥霍浪费的问题得不到遏制，薪酬分配本来就不合理、不规范，央企高管自称薪酬低，恐怕只会越描越黑，难以经受公平正义的追问。

　　而且央企高管薪酬分配应该立足于社会价值回归，主动接受公众舆论监督与社会公平的检验。央企高管隐性福利、职务消费与企业利润分配应该逐步规范，差旅费、会务费等职务消费支出应该回归合理水平。避免“日挥霍超过4万元”的央企蛀虫掏空央企发展根基。同时，更多央企应补上社会责任课，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为国家分忧，向社会反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