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西安科技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硕士毕业，放弃中国重型机械研究设计院工作机会，到平顶山平煤六矿做了名一线采煤工。因工作突出，先后担任综采四队工会主席、大学生采煤班班长，被评为矿上的“十佳青年”及“科技标兵”；董刚已和同伴安全采煤300多万吨，占到了该矿总产量三分之一，这个纪录为全国同类矿井工效第一。(华商报2011-4-12)

　　一如本科生做服务员，当挑粪工，研究生做城管，当刷漆工的先例，研究生与矿工，这样的词组发生关联，还是会照常引发人们的无限遐想。之于其中舆论，大多不外乎“杀鸡蔫用牛刀”式的疑问，“教育的悲哀”式的感慨，或“读书无用论”的重复。

　　的确，在中国人既有的传统视界和观念中，好不容易培养大，读了研的孩子，却做了个人身安全都无从保全的采煤工人，于父母本人，于外界眼光，都有“自甘堕落”的嫌疑。换言之，至少“面子挂不住”。但，在这样的社会生态中，董刚与矿工为伍，又殊为特别。

　　一来，与以往的被舆论斥责为“教育失败”的例子不同，出身煤矿世家和自动化专业的董刚，之所以选择做一线矿工，有着家庭背景和专业认同甚至是个人偏好的原因。正如他所说，“我感觉自己是代表主流的。首先我是融入到非常朴实的矿工中间，另外是我对煤矿有很深的感情”。

　　二来，也更为关键的是，矿工这个被一般人视为体力活的职业，其中的技术和专业素养要求长期被人忽视，致使研究生做矿工被看成“学历浪费”。而事实不然，在矿难依旧挥之不去的当下，矿工的个人素质和采掘机器的科技水平，正越来越受重视。这也是为什么董刚能担当重任并成绩突出的重要原因。

　　高学历换不来世俗眼中的好工作之所以会招来“冷眼”，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整个社会对于学历的过度崇拜去期望。这种不可承受之重的社会力量下，所谓爱好，所谓自我发展，所谓理想，都时时经受挤压。

　　从这个角度视之，董刚现象的最大意义也许不是创造了在煤矿上的良好业绩，而是把学历拉下了神龛，并还原之。而一个健康的用人环境，理应是唯能力不唯学历，更不是以学历去为某个人贴上职业的标签。这种常识如果得以普及并执行，做矿工的董刚所能带来的思考就不仅仅是搅动舆论的“眼球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