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立之年，聊城东昌府区于集镇连海村男子连勇，这个曾经让整个家庭都引以为傲的北大自考法律本科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去年，因一点琐事他在京将11岁男童乐乐勒死，而后又向其家人勒索15万元。此案日前在京开审。(《山东商报》6月20日)

　　杀人凶手连勇的残忍令人发指。而“北大自考毕业生”的耀眼光环，则又引发了舆论的倍加关注。其实，不要说连勇只是一个“自考生”，纵然是真正的北大“科班生”，其犯罪行为也与“北大”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他首先是一个凶手、一个仇视社会的堕落公民，其次才是所谓的“北大毕业生”。过度纠缠于连勇的“北大毕业生”身份，会误导对这一公共事件的梳理和反思。

　　笔者注意到，这个在网络上被认定“比药家鑫还邪恶”的男子，在村民和熟人眼中却是一个性格内向、不爱说话的老实人。这让我想起了杀伤13名儿童的凶手郑民生——一些认识郑的人，都坚持说他“人不坏”。《新京报》记者孔璞甚至用郁达夫笔下“零余者”的形象来描述郑民生：“袋里无钱，心头多恨”“过着无聊的日子”，而这又与连勇“工作没有落实、女友要求的10万元彩礼拿不出手、司法考试失利等”的人生境遇何其相似。

　　由此可辨析，“邪恶的老实人”犯罪还与生活困境、与心理上被社会所抛弃的孤独感有着一定的关系。内心的变异和个体的丧心病狂只是犯罪的一个因素，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被抛弃的孤独感越来越强烈转化为扭曲的仇视社会心态。

　　几年前的马加爵事件，上海杨佳案，前不久的南平惨案，这一次的北大毕业生勒死男童泄愤案……莫不如此。无法不追问，我们要利用何种途径和方法，来消解极端个体对社会难解的仇恨以及被抛弃的孤独感。这不是对罪行的开脱，而是对罪行衍生根源的深刻检视和自省。

　　在我看来，如果说自身的挫折境遇是催生畸形反社会心理的“外因”，那么社会宽容精神的缺失就是“内因”。事实上，当前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变得充满了戾气，普遍地不够宽容，一次口角便有可能诱发一场血案，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动不动就会升级成公共事件。回到本案而言，无论是连勇“因不小心碰到了一辆车的反光镜被人骂了一顿，还险些挨打”的遭遇，还是其因为小孩没道歉便产生的暴力犯罪冲动，其实都可以视为是宽容和与人为善这一传统价值信仰在现实社会渐行渐远的细节注解。换言之，这便是“邪恶的老实人”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痛点，这需要我们直面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