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今年6月1日正式实施。不日，文化部传来消息：我国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经过严格控制，从全国申报的近3000项中，仅公布190余项，较前两批有了大幅度减少；文化部将建立国家级名录的退出制度，对保护不力的项目予以除名。这是一种对“非遗”的理性保护。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创造了诸多的非物质文化，如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礼仪和节庆等等。应该承认，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起步并不迟滞。《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酝酿了整整10年，那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遗”保护工作还刚启动。迄今，我国已有35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

　　短短10年，作为别具一格的文化符号，我国挖掘的“非遗”资源已近87万项，其中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的约1400个。这项工作方兴未艾。对保护“非遗”工作的考量，首先要在全民中提高对“非遗”的认知率。上海有一份调查显示，公众对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率明显高于“非遗”，相差17个百分点。其中长城的认知率为86.2%，而对其他“非遗”的认知率均在30%左右。倘若国人普遍对“非遗”缺乏认知，遑论抢救和保护？

　　近些年来，挖掘“非遗”成为一些地方文化工作的重要主题之一。从2003年起，挖掘“非遗”工作作为国家重点扶持项目列入年度国家财政预算，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长远规划、分步实施、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原则，挖掘“非遗”工作扎实推进。正如我国“非遗”专家委员会主任冯骥才所说：“全社会关爱民间文化，中国的文化人到田野、到山坳、到民间抢救民间文化遗产”。上海这些年挖掘“非遗”成绩赫然，铿锵有力的上海港码头号子、巧夺天工的嘉定竹刻、吴侬软语的弹词评话、悠悠禅意的功德林素食、别具一格的石库门里……承载着海派文化的风雨沧桑，寄托着上海人的精神世界。

　　毋庸置疑，一些“非遗”仍处于自生自灭状态。这就要求在抢救之后必须及时地加以科学整理，以保留我们最古老最纯粹的文化“记忆”和文化“基因”不被遗忘。“毛衣女的故事”是“七仙女下凡”的雏形，最早挖掘出这一“非遗”后，并没有认真收集采录还在民众口头上流传的“活态”故事，故而两次申报未果。我估摸，文化部之所以大幅度减少我国第三批“非遗”入选名额，大多缘于此。

　　人们常见文化遗产被来势凶猛的旅游业所冲击，这里也包括一部分“非遗”。不能把“非遗”简单地推到市场，变成“摇钱树”。冯骥才提出“政府官员是保护‘非遗’的第一责任人”。如果违背了当年命名“非遗”的标准，首先应当追究政府官员责任，因为“非遗”的保护者不只是传承人本人，首先应是地方政府。一旦有违申请时的原则，亮黄牌；限期不改亮红牌，取消资格。文化部将建立的国家级“非遗”名录的退出制度正是为保护我国“非遗”多一个“保险系数”。

　　“非遗”不能永远存留于博物馆里，在挖掘、整理、保护之后，如何让它“活”起来，是理性对待“非遗”的题中之义。日、韩一些做法值得借鉴。如日本文部省规定，小学生在学期间必须观看能剧不少于一次；官员均以能剧、歌舞伎、狂言等传统艺术招待外宾；古城京都还规定，凡是穿和服出门的女子，打车可享受9折，购物可享受9.5折。而韩国每逢传统节日，从官员到百姓，共同观赏被誉为“人间国宝”的“非遗”，并以多种民间活动来宣传“非遗”。我们对“非遗”，申报热要降温，而保护度则要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