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行政权作出针对公民不利影响行为时，最有力的监督与保障力量莫过于司法。但无论立足现实侧重于对公民权利的救济，还是着眼长远推动对行政强制的司法监督，都有赖于司法系统本身的崛起。

　　行政强制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第五次审议，草案对行政强制程序做了进一步完善。在强制拆违问题上，草案吸取专家和社会建议，规定违建当事人可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一部行政强制法，一头关联着各级政府行政权力的有效行使，一头关联着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其间的微妙修改，隐含着权力与权利之间的配置格局。

　　从法治大趋势来看，行政强制法作为现代国家控制政府权力的核心法律之一，其根本价值取向应当是公民权利保障法。这种价值定位体现在政府强制拆违的权力配置上，需要加强对此类政府行为的有效制约和监督。国外所提供的主要法治经验是，在强拆中引入第三方力量——法院来审查，从而将行政强拆权纳入司法监督体系当中。

　　加强司法对行政的监督，这无疑也是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路径。因此，在行政强制法三审稿中，对强制拆违就曾规定由行政机关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种设计原本合乎法治原则，但其忽略的中国现实国情是，目前深深嵌入地方体制内的司法系统，仍缺乏足够的中立性和自主意志，司法的公正程度还难以使其承担起普遍性的强制执行重任。在这种背景下，立法将所有强拆的强制执行交给法院，无异于将司法推到利益矛盾的焦点和处理官民冲突的一线，其可能造成的结局或许是司法机关不愿意看到的。

　　理解到司法的难处，行政强制法草案四审稿取消了法院的审查程序，但其规定行政机关直接依法强制拆除，又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出现明显倒退。把握这样的利害关系之后，五审稿吸取专家和公众意见，在违建强制拆除程序中增加必要的救济渠道，修改为“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

　　这种立法设计虽然没有正面赋予当事人提起复议或诉讼的权利，但实质上开通了这样的救济通道，在权力与权利之间寻求一种妥协方案，也意在化解司法的尴尬处境。因为这是将对行政强拆违建的外部强制性司法监督，改为对公民权利的救济。这种救济就大大减少司法机关的审查义务，只有当事人提出诉讼后才进入对行政强拆的监督，如此也减少了司法机关介入矛盾漩涡的风险。

　　当行政权作出针对公民不利影响行为时，最有力的监督与保障力量莫过于司法。但无论立足现实侧重于对公民权利的救济，还是着眼长远推动对行政强制的司法监督，都有赖于司法系统本身的崛起。只有将司法从行政部门的各种掣肘中解脱出来，才能够以中立而公正的审裁赢得公众的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