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媒体报道，前香港人大代表吴康民1996年曾捐20万元人民币，在广州增城兴建一所小学。数月前他获知这所小学已变成皮革厂。吴康民亲身赴增城考察后发现，昔日操场变成了简陋仓库，他由此质疑当地官员通过转租图利。目前，当地政府还未给予正式回复。

　　一个理性的公益捐赠者，会对其慈善捐赠行为进行持续关注，因为他希望看到自己的捐赠能够不断传递温暖，这本身就是成熟慈善文化的体现。然而，作为捐款人，吴康民对自己捐办的希望小学被用来转租谋利毫不知情，这种情况自然会严重伤害他的公益热情，而且，这本身也有悖于当初双方的约定，应该由相关组织承担责任。

　　像吴康民这样失去对善款使用知情权的捐赠者，在现实中还有很多。最近一段时间，郭美美事件将红十字会抛到风口浪尖上，其中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更是遭遇空前的信任危机，而此前商业红十字会会长王树培就回应称，他们账目10年无人审计。这意味着相关善款使用情况缺乏起码的透明度，这种处于封闭状态下的慈善机构，自然容易让人怀疑其中会生长出种种“寄生虫”。

　　“慈善事业要有玻璃做的口袋”，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前主席卢塞尔曾这样说。善款使用只有让捐赠者享有持续知情权，慈善捐赠才能获得“源头活水”，吸引公众将钱物不断投置其中。问题是，现在慈善公益机构透明性很低，民政部发布的《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报告显示，“有九成公众对慈善组织信息透明度不满”“全国仅有25%的慈善组织信息透明度较高”“在信息透明度中，财务信息透明指数明显偏低”“有42%的慈善组织没有制定慈善信息披露办法”。在这样的背景下，吴康民的遭遇，不会只是孤例。

　　郭美美事件引发红十字会信任危机，吴康民个人捐赠遭遇尴尬，这些事实都表明，当前整体公益慈善组织系统的监管运行存在严重问题。不论是公共舆论，还是像吴康民这样的个体捐赠者，对公益慈善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穷追不舍”，都是为了形成一种倒逼效应，来真正健全对慈善机构的制度监管，使善款的募集、管理、使用、增值等环节处于公开透明的状态，改变捐赠人长期失去善款使用知情权的积弊。

　　当公益慈善机构处于公信力危机状态，公众必然会重建自己的慈善文化心态，走出过去那种盲目捐赠的状况。此时，就必须真正确立公众作为慈善主体的意识，只有厘清权力与公众在慈善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才能让公益慈善事业走出信任危机，让捐赠人拥有对善款使用的持续知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