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评丨自求“被告”为探亲，法律引导孝老需要更多判例支撑

　　在异地工作的李新（化名），已经两年多没能回家看望父母了。李新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外企找到工作。由于是外企，休假是按照其国内的法定假期来安排。公司又有很严格的请假制度，根本没办法长时间离岗，李新又不想丢了这份工作，就只能先放弃回家探亲。为了能回家看一眼，他不惜主动要求父母把自己告上法庭，成为被告，最终拿着法院的判决才请了假、回了家、看了爹妈。

　　让父母将自己告上法庭，拿着法院的判决书才得以回家探亲，这番煞费周章的“曲线请假”桥段，简直刷新了寻常人的想象。当然必须承认，此事有其特殊性之所在，外企雇主的奇葩政策，加之当事人的一时急智，共同促成了这一荒诞不经的结果。可即便如此，“回家探亲”之艰难，却的确早已是工薪阶层的普遍体验。之于此，寻求法律救济的尝试，也一直未曾停止。

　　2012年，“常回家看看”的条文，被列入修改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此举曾一度引发广泛关注。而从这几年的司法实践来看，这一法律条款基本处于被虚置、闲置的状态，不仅未能形成成熟的、明确的判例示范，甚至极少在个案的审理过程中被援引和提及……在这种背景下，其被舆论冠之以“中看不中用”的评价，着实可说是合情合理。明乎此，再来看李新一事，其居然能计划“得逞”，不得不说是一个例外。

　　本案中，法院判决李新每年应回家看望父母不少于五天。拿到判决后，李新立刻向公司提出休假申请，最终如愿以偿。这样一个判决结果，很大程度上展现了主审法官的勇气和担当，以及灵活运用自由裁量权的业务技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司法能动性最直观的体现，也即基于特定的法律价值、法律文本，创造性地将法律适用于个案中，并最终作出理性的判断——推动“常回家看看”的法条由虚而实，恰是需要大量类似判决的支撑。

　　与李新一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许多地方法院针对此类诉讼已经达成内部共识，也即不再对之审理、判决，而尽可能通过诉前调解来解决。相较于开审之后不知道怎么判，多数法院索性干脆拒绝开审。显而易见，司法实务部门在此事上所采取的回避问题的态度，客观上使得本就抽象、模糊的“常回家看看”法条，进一步失去了介入现实、调节社会的效力。

　　诚然，常回家看看，对老人提供精神赡养，更多还是属于道德范畴的议题。但是，既然我们已然开启了法律引导孝老的尝试，就有理由在个案中用足、用好立法所赋予的权利。通过法律规范对道德进行托底，而今来看，最需要的恰是司法实务部门，能够在个案之中发挥更多的能动性，而不是本着搁置争议、回避麻烦的心态无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