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偿国赔责任人是实用化的正义实现方案

　　在近年来一系列国家赔偿案件引发关注和讨论的同时，一部旨在完善相关机制、让国家赔偿工作更具可操作性的地方规章“悄然上线”。这部名为《浙江省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下称办法）的文件将于今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值得关注的是，在当前对冤假错案“始作俑者”问责不尽如人意的背景下，办法对责任人如何追偿、追偿标准等作出了突破性规定。

　　按照此一即将实施的地方规章，今后浙江将对国家赔偿责任人进行追偿，这在全国范围内无疑可算是一大创举。当然了，诸如此类的地方立法突破，在上位法层面其实早有安排。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表述，本着‘谁侵权、谁赔偿、谁追偿”的原则，国家赔偿义务机关有权对冤假错案责任人进行追偿。就此而言，浙江版的“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无疑更加具象，也更具有可操作性。

　　长期以来，国家赔偿中的追偿机制都处于休眠、虚置的状态，这着实很是耐人寻味。要知道，倘若严格依据《法官法》、《检察官法》以及《刑法》中的法律条款，制造冤假错案构成犯罪的理应追究刑事责任。然而实际情况是，极少有责任人被追责，就算是“被追责”也大多停留在行政处罚、纪律处分的层面——在这种整体宽容的司法环境下，法定的“追偿”机制形同虚设似乎又变得可以理解了。

　　对冤假错案责任人进行追责、追偿，原本都是法律的应有之义。但，现实显然是另一番光景。之所以如此，无疑有着极为复杂的成因。首先，对于冤假错案的责任认定本身就是一个难题。尤其是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甚至很难说清到底是个体过失还是“体制之恶”，简单将责任推给某个人或许是不公平的；再者说，考虑到时间因素所造成的倒查取证难，考虑到公务人员职务变更所引发的连锁反应，从实操层面来说追责当事人也是困难重重。

　　理想状态下，针对冤假错案的纠正，恨不能都以“始作俑者自食其果”作结才够完美。可是，真实的世界，或许永远无法兑现那种“想象中的正义”。大多数情况下，职能部门并不能给冤假错案的责任人定罪，或者索性都找不到一个明确的责任人。既然如此，“浙江将对国家赔偿责任人进行追偿”的意义又何在呢？很显然，其最大的价值还是在于，提供了一种折中的、可实施的正义方案。

　　相较于追究冤假错案责任人的刑责，对之进行有限度的追偿无疑显然难度更小、可操作性更高。其绕开了“刑事定罪”那套漫长的、复杂的取证和审理过程，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对责任人的惩戒。值得注意的是，浙江谨慎地规定，“追偿金额最高不超过国家公布的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倍。”这一限制条款，巧妙规避了过错公务人员承担“无限责任”的风险，故而也就消解了整个“追偿办法”落地实施的阻力。

　　主张国家赔偿义务机关有权对冤假错案责任人进行追偿，同时又对责任人的赔偿上限作出了极为温和的限制。这一做法，兼顾了法律的价值立场与技术策略，也算是为我们演绎了另一种正义的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