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潮号丨司法实践中的“执行不能”，浙江破解有新招

　　有一种“执行难”，叫做“真的难”。官司打了，法院判了，但是需要赔钱的这一方，即使把口袋掏空、把能借的借遍、把能卖的家产全变卖了，还是赔不起。

　　去年12月，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尝试出新招，与中国人寿财险宁波分公司签订了一份《司法援助保险合同》，确定从今年起，由宁波中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涉人身损害赔偿的刑事附带民事“执行不能”案件，可以申请保险理赔。到目前为止，已有12件案例的申请执行人，顺利拿到了司法援助保险金，理赔金额累计66.8万元。

　　“执行不能”，不是法律不能，而是法律面对的恰恰是穷到无法赔偿的行为人。这样的难，不是真正法律意义上的“执行难”，而是法律应该这么判，但判赔的部分对方赔不起。

　　宁波此招，之所以被外界称为“破了个千年难题”，是因为古今中外，对于类似的案件处理上，最终在赔偿部分，基本上处于一种尴尬境地。结果的“不了了之”，基本顾及了施害者对于赔偿部分“无能为力”的实际情况。

　　但是受害者的伤痛谁来安抚？这是一道法治题、人性题，也是一道智慧题。宁波的“司法援助保险金”，就是冲着这个“千古难题”而来的。在半年不到的实践，已经为相关的一部分受害者家庭，托起了基本生存的最低底线。

　　“无能为力”的施害方，面对判决摊摊手，但是司法部门不能永远也是摊摊手。宁波此举，是继浙江省出台“人身案例保障纳入司法救助范围”新政10年之后，尝试先行的一个升级版。从“救助”到“援助”，一字之差，但格局两样。2007年浙江省规定，人民法院要做好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的诉讼、执行费用等的缓、减、免交工作，先予执行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抚恤金、社会保障和劳动报酬等案件；检察机关要积极做好涉检案件当事人的生活困难援助；公安机关要积极开展对刑事案件受害人等的生活困难援助，完善交通事故受害人救助制度。

　　宁波今天施行的司法援助保险，法院一家，就把过去落在公、检、法三家头上的责任，通过保险的形式的肩挑起来了。一个口子进、一把尺子量。符合标准的，保险公司出钱赔。钱到位、责到位、制度设计到位。公检法三家，谁都不需为难，谁都不需再推诿。而且关键是，在制度设计上，重点针对的是受害一方的理赔，因而充分体现了司法的人性化，更是强化了法律判决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宁波司法部门的创新实践，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点赞。更令人们欣慰的是，浙江省高院已经列出了时间表——至今年年底前，宁波的做法将在全省中院推行，明年底前覆盖全省基层法院。这意味着，未来因为加害者无力赔偿所实际造成的受害者一无所有的悲剧与尴尬，将不再重演。

　　人身损害案件，因为涉及赔偿时一方无力偿还，使得法律的严肃性打掉折扣，似乎已经成为司法实践中默认的一种现象。浙江在制度设计上敢为人先，为司法探索了一条化无奈为担当、化尴尬为托底的思路。其目的，不是要为“光脚的”加害者一方解套，而是加大对受害者一方的保护。是把更多的司法实践人性化，向受害者一方倾斜。

　　司法公正，最终就是要让受到侵害一方的权利，得到保护和救济，让违法犯罪者受到制裁和惩罚。但是当公平正义遭遇“执行不能”的骨感现实时，司法部门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去为受害的一方兜底，实际上不仅保障了受害一方的基本权利，更维护了法律执行的有效性与严肃性。从这个范例来看，司法进步还有广阔的空间。浙江司法实践的创新，还有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