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姐搭顺风车遇害，争论的价值在于改善

　　5月5日晚间，21岁的空姐李某从郑州航空港区搭乘一辆顺风车前往市区，随后失联。5月6日早间，李某家人与朋友联系滴滴公司和向警方报案。5月8日，警方发现该名空姐的尸体。随后，警方通过侦查通报，网约车司机刘某华有重大作案嫌疑。

　　在滴滴平台打车再遇凶案，一时又让舆论哗然。5月10日，滴滴方面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平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真诚地和李女士的家人道歉。同时，滴滴已经成立专项工作组，密切配合警方开展案件侦查工作。

　　滴滴的声明，可以说是既诚恳，也到位。明确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既是一种企业担当，也是一种责任自觉。但对于滴滴有没有责任，却引起了不少争论。

　　有人说，这是一起刑事案件，什么人、在什么地方都有可能做出来，凶手应承担所有责任，不关滴滴什么事儿；但也有人说，滴滴有义务对司机能力和品行进行审核把关，有责任保障乘客安全。那么，孰是孰非呢？

　　其实，从权利和义务的角度来讲，乘客打顺风车，是购买了服务，而这个购买的对象，也就是司机和平台（乘客付的钱中，平台抽成一部分）。三者的关系是连带的、不可分割的，平台作为中间方，既是牵线搭桥者，更应是服务质量的担保者。

　　其实不仅仅是滴滴，如今很多互联网平台的角色，很类似于传统社会里的“担保人”。就滴滴顺风车而言，无论是司机之于乘客，还是乘客之于司机，都是基于对滴滴这个平台的了解和信任，相互走到了一起，共同签订了一份“契约”。而这份契约上，显然是有着滴滴“公章”的。

　　司机出了问题，处于相关方、且是强势方的平台当然不应该、也不可能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滴滴的回应，正是说明了这一点。新生事物必然伴随阵痛和教训。顺风车作为新的出行方式，在给大众带来方便的同时，却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而这些风险中，有些不足和漏洞显而易见。

　　比如，滴滴快车司机在北京地区注册需要实名制，需提供身份证、驾驶证和行驶证，同时需无犯罪、吸毒记录，无酒驾、毒驾等严重交通违法事故。此外，驾龄3年以上，准驾车型C2及以上。一般审核期限为3~5天。而顺风车车主的申请条件则相对宽松，只需身份证、行驶证、驾驶证均真实有效，且驾龄需在一年以上，车主审核时效最快为48小时。

　　然而实际中，顺风车的司机更需要严格的条件和要求。因为不同于专车、快车行程短、往往处于闹市的特点，顺风车一般都是长途服务，乘客要和司机相处很多时间。而从行车环境来讲，有的路程是在高速甚至无人烟的地方，而有的时间段经常是在深夜，这样的时间和空间，更利于司机作案，也更容易诱惑出司机心中的恶念。

　　目前，关于滴滴到底有无责任、需要承担多少责任的争论此消彼长，这也恰恰从侧面说明，作为新事物遇到的新状况，它确实存在很多不确定的模糊地带，相应的约束和监管政策并没有完善到位。因此，对空姐搭顺风车遇害一事，绝不能止于就事论事，而应吸取血的教训，查漏补缺，尽快给新事物加一道安全防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