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健全食安举报人保护机制

　　近日，《杭州市危害食品安全行为举报奖励办法》正式颁布并施行。《办法》总结了26类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的行为。今后，人们发现这些违法行为，向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举报，最高可获得50万元的奖励。

　　食品安全举报制度基于社会共治的思路。既为共治，激活大众参与度是关键。杭州推出最高50万元的奖励，是提高参与度的手段。但让市民举报成为食品安全领域的常态，奖励额度并不是核心问题。去年的《第一财经日报》曾报道，“在贵州，300万元的食品安全举报奖励专项资金，去年仅奖励出去10万元，前年也不过20万元”。奖金发不出去不能简单归结于人们对问题食品见怪不怪，它其实也是公权与市民互动不足的一个缩影。

　　影响这种互动的因素很多，但具体到食品安全举报制度上，一个重要因素是政府部门有没有以一种足够公开透明的形式，将举报制度的细节知会给广大民众。那些奖金发不出去的地方，如果做个街坊调查，得到的结果多半是让食品监管部门失望的，不少市民可能不知道具体的举报流程，举报无人受理又该找谁进一步投诉，举报受理后申领奖金是否繁琐，所举报的食品问题分属于工商、农业、质量监督还是检验检疫部门。而如果对举报后的一系列行为是未知的，将会严重影响人们的参与意愿。

　　潜在的后果可预期，公众参与才成为可能。这和行政决策是一个道理，人们担心政策朝令夕改，也是对未知的担心甚至恐惧。在食品安全举报制度上，未知的成本有多大呢？很难说。这个成本包含了举报消耗的时间和精力，更重要的是，还包含了遭遇打击报复的风险。奖金额度越高，风险越大，举报者承担的可能不止是时间和精力的“沉没”成本，还可能面临身心健康受损的局面。一些地方出现奖金无人认领，即是因此而来。此外，不少地区举报制度的效果低于心理预期，问题食品企业的内部人很少站出来，这也是人们对举报人保护机制不够信任的一种结果。杭州此次推出密码领奖的方式，是不错的尝试，当然能否营造让举报人足够放心的保密氛围，还有待进一步实践完善。

　　食品安全举报能否发挥共治的效力，说到底得让民众既愿意、又敢于参与，“愿意”依赖于足够的公开，以及删繁就简的行政流程，“敢于”则建立在对举报人的深度保护上。如果这两者能落实，全民监督的食品安全生产环境的形成并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