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职业打假从“生意”走向“正义”

　　同样是双十一，同样是购物，对有些人来说是花钱，对有些人来说则是赚钱。为了这个双十一，王海的打假战役，从两个多月前起就开始了。由于上了多家商家的黑名单，王海不得不注册了多个ID，在不同的地方收货。他将主要目标锁定肉类、保健品和服装等，预计索赔1000万。以下编发的两篇评论文章，各有侧重，以期为读者对职业打假的认识，展开更广阔的视角。

　　扶持职业打假应成电商新亮点

　　相对于王海是如何打假的，我更关心电商对于王海打假的态度。对此，阿里公关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我们对他没有什么态度，我们坚持努力做好我们自己。”没有态度就是态度，这个态度就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相对于有些商家反对打假，“没有什么态度”，应该说是一种进步。但是，相对于电商已经面临的形和势，这个“没有什么态度”，还远远不够。应该承认，电商能够创造一个消费时点，确实了不起——双十一的火爆也是消费者“用脚投票”的体现。但是，谁也不能否认，电商“机中有危”，备受关注的假货问题，正是电商前进道路上的一颗“地雷”。

　　就市场实际来看，消费者对于电商的假货问题，已经越来越重视，痛感越来越增强。这是一个增量过程，继续量变下去，终会迎来质变。换而言之，即便没有证据表明电商假货问题比实体商业更严重，但终有一天，消费者会选择不能容忍、不可原谅。当这种消费心态到来时，电商还没有做出转变，则意味着末日开始。在这一背景下，电商把假货问题，摆在再重要的位置，都并不为过。

　　这些年来，电商一直表示“会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假货作斗争”。并不能说电商口是心非，但对照打假成效，特别是消费者满意度，做得远远不够。电商应该积极寻找外部力量，也包括职业打假力量，开启打假“全民版”和“升级版”。由是而言，对于王海这样的职业打假人，电商不应该是“没有什么态度”，而是应该把职业打假人当成“座上宾”，创造条件，欢迎介入。在此基础上，培养更多的职业打假人，激发更加普遍的职业打假意识。

　　有些商家，之所以知假卖假，从根本上讲，还是源于侥幸心理。不妨作一个假设，如果在市场上，职业打假人不是有限几个，而是普遍存在，这个市场还会有假货存在吗?从培养职业打假人角度来看，不可能人人都成“王海”;但从培养职业打假意识来看，却可以人人皆成“王海”。为什么一般消费者不愿意、不参与打假呢?这里，不仅涉及专业知识问题，更重要的是基于打假成本的经济学分析。

　　按照目前的打假生态，打假需要付出庞大成本。而对于一般消费者而言，一次购物的金额是有限的。假若电商真的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市场生态，则不妨成为打假的“实力担当”。具体地讲，拿出一笔资金、成立一个基金，组织一个队伍、拉起一帮人马，用于资助消费者打假。倘若有那么一天，打假就像在网上买东西一样方便，消费者还会吝于打假吗?当消费者表现出常态性、普遍性的认真、顶真时，电商出现虚假宣传和假货的几率，还会不应声而降吗?

　　因此，职业打假人考验电商态度。而放眼未来，扶持职业打假应成电商新亮点。其取决于一点，就是电商如何看待假货，有没有把打假放到压倒一切的位置。而这也需要消费者配合，增强对假货的“零容忍”，给电商制造足够压力。当这样的拐点到来时，电商迫于生存和发展的压力，不仅会把职业打假人视为“座上宾”，而且会使尽全身力气，来激发普通消费者的职业打假意识，为普通消费者打假提供最大支持。(乔杉)

　　职业打假人的双11并非公众的狂欢

　　职业打假人是一种特殊化的存在，他们利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以一种正当化的模式存在。同时高举着打假的正义旗帜，将其衍生出一种谋生甚至取利的手段。自然，这种行为也频频受到争议，并被视为一种灰色的产业。双11是消费者狂欢的节日，因为海量的数据下是巨额的交易额，以及后续庞大的物流。自然，双11也成为职业打假人集中打假的契机，作为打假第一人，王海把自己的专长和灵敏发挥到了极致，锁定特定的目标和主要平台，以期实现千万之巨的赔偿。

　　基于对假货的愤怒，消费者对职业打假人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并在道义与行为上给予支持。毕竟，“打一点是一点”的想法，已成为大多数人最基本的认同。不过，职业打假并没有想象中那般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毕竟从法院系统统计出来的数据看，在维权案例之中，职业打假人占据了绝大多数，显然是一种不正常的行为。没有所涉假货信息的公布，没有后续的行政处罚跟进，作为民间的维权和打假行为，无法衍生出最大的公共利益。所具有的，也正如网友所说“光顾着索自己的赔”。

　　当然，让职业打假人像职能机构那样公开信息，并要求他们积极作出后续的处理显然并不现实。更何况，其自身的合法性也还有待明确。随着9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结束，条例中第二条最新规定“以营利为目的”的职业打假将不再受保护的规定，引发了消费领域的极大关注，这是自1994年消法实施后首次从法律层面上就争论20年之久的“知假买假”问题进行明确。

　　有了“畸形产业”的标签，以及部分职业打假人采取的敲诈手段的影响，职业打假人现有的生存模式注定难以为继，真正受欢迎和有前途的打假模式，当从自利而转让公利，以“知假购假”而升级为“替人打假”，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供咨询与服务，并将自己的功能扩大到最大化，那么其打假的价值才会得到充分体现，这样的打假模式与生存法则，才会有持续的空间。否则，其打假的成效越大越多，对于公众来说也是“他人之事”。

　　应当看到，随着职业打假人的相对特定化，以及手段的单一化，功能的自我化，公众对这个特定群体的认识也在悄然发生转变，从之前不遗余力的支持，到时下的相对性质疑，以及一种无所谓的态度，都意味着抱团作战的职业打假人，他们的“双11狂欢”已不再具有价值认同的张力。相反的是，在社会整体维权意识不足，能力偏弱的大背景下，职业打假人越是活跃，越是强大，越是具有某种反讽的况味。毕竟，打假的职业化是大众性的践径，而非小众化的游戏。只有当每个市场人或者社会人，都具有职业打假的能力，能像职业打假人那样遇假即打，才能让制假售假者真正付出惨重的代价，“天下无假”的目标才会有可实现的基础。

　　正是基于职业与非职业，自利与公利，小众化与大众化的区别，才使得职业打假长期饱受质疑，也让其发展前景蒙上阴影。不过，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现象，职业打假的存与废，都将引发法治社会下，如何提高社会整体效能的思考。(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