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张兆安：科创中心建设要六张皮变一张

　　【编者按】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我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进入新阶段，中国如何摆脱“跟跑”“并跑”，逐步实现“领跑”？唯有创新一条路。上海正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全国其他一些地区也在建设符合自身定位的科技创新中心，如何让这些科创中心真正发挥创新驱动的作用？在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张兆安研究员看来，一个城市要建设成为科技创新中心，除了一般的客观基础和因素条件之外，至少需要具备六个要素，或者说是建设的主体。这六个要素或者主体分别是：科技人才、科研院所、科技工作、企业、市场、政府。建设科创中心，实际上就是要寻找到各个要素发展规律的结合点，由此才能找到各个要素利益的平衡点，从而最终支撑起科创中心的建设。以下是他在沪津深三城论坛上的演讲。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明确提出要求，上海要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目前来看，除了上海之外，2016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还有天津和深圳也分别要建设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创新中心和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对此，这些城市都高度重视，普遍关注，各界人士都在纷纷献计献策，期望能够早日建设成为各具功能的科技创新中心。就此而言，沪津深三个城市共同举办三城论坛，大家一起来共同探讨各个城市的科技创新和创新发展，非常重要，非常及时，也非常有现实意义。这是因为，如果这些创新中心建设到位了，不仅对于这些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于全国的创新驱动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作用。

　　在这个大背景下，我想与大家交流的主题是：“科创中心：寻找各要素规律的结合点”。为什么会想到用这个主题来展开讨论呢？实际上，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或成就任何一项事业，都会有很多想法、很多办法，也会有很多的途径，但是，也许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对做成这件事情或成就这项事业的要素，进行必要的梳理和分析。仔细看看，这些不同的要素都有什么样的特殊规律，各种要素的规律之间有没有可能形成冲突，在这些要素的规律之间能不能找到最佳的结合点。我认为，这个最佳的结合点，实际上就是能够把一件事情或一项事业做成功的逻辑起点和必然结果。

　　根据我的观察和思考，一个城市要建设成为科技创新中心，除了一般的客观基础和因素条件之外，至少需要具备六个要素，或者说是建设的主体。这六个要素或者主体分别是：科技人才、科研院所、科技工作、企业、市场、政府。大家想过没有？这六个要素，实际上都有各自发展的特殊规律，我们在很多时候，往往会忽视这些规律的特点和作用，以及这些规律之间会产生怎么样的相互影响。因此，围绕这一点，我想与大家一起来讨论，同时也分享我自己的一些认识、观点、建议。

　　六个要素各自规律中有哪些特点

　　就各地的科创中心建设来讲，科技人才、科研院所、科技工作、企业、市场、政府等六个要素缺一不可，如果能够形成合力，就可以共同支撑起科创中心建设。那么，这六个不同要素各自的规律又有什么具体特征呢？也许，每个要素规律的特征可以列出很多，但实际上，在每一个要素的规律里面，其中最为关键的、最为典型的外在呈现，都可以归纳为两个主要的特征。

　　第一个要素，是科技人才。就科技人才成长发展的特殊规律来说：其一，“我要有体面的生活”。什么叫科技人才？从表象来看，绝大多数的科技人才都希望能够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拿这句话来具体来分析一下，就是科技人才的作用需要得到认可，科技人才的能量需要得到发挥，科技人才的付出需要得到合理的回报，科技人才的生活也需要得到一定的有效保障。在现实的经济社会生活中，这是科技人才抱有的普遍心态，也是正常诉求。其二，“我要有成就感”。一般来讲，科技人才对成就感的意识比较强烈，对成就感的追求也比较迫切，而科技人才所需要的这种成就感，实际上也可以转化为科技创新的内在动力之一。当然，这种科技人才的成就感，主要是体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也就是科技人才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满足。这两个主要特征，可能构成了科技人才主要的、显著的特质，当然，这里不排斥有的科技人才也许会出现一些例外情况。

　　第二个要素，是科研院校。对于很多科研院校来讲：其一，对外，要有国内外影响力，这是很多国内科研院校目前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比如，国内一些名牌大学，纷纷提出要争取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还有一些国内的科研院所，也在努力打造成为国内外一流的院所。因此，很多科研院校都在围绕着提升国内外影响力的战略目标，不断集聚各类资源，也在倾其全力而努力奋斗着。其二，对内，要有评价体系，也就是对科技人才的考核体系。在几乎所有的科研院校中，对科技人才的评价体系，一定是科研运行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评价体系是否科学合理、是否构建完善，不仅直接关系到科技人才的职称评定、科研地位、绩效收入、事业发展，而且与科技人才的作用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大有关系。

　　第三个要素，是科研工作。一般而言，科研工作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是必要的资金投入。谁都明白，科研工作需要有一定的资金投入。对于科研工作的资金投入，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还相对比较容易得到满足，这主要是由中国目前的体制机制所决定的，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举国体制、社会动员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讲，尽管科研资金投入仍然还不足，但只要认识提高了，相对还是比较好办的。其二，是必要的科研时间。大家知道，很多科研工作和产品研发，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开花结果的，需要时间，有时可能是漫长的等待。当然，也有可能会达不到预期的结果，甚至遭到失败。因此，时间因素或者时间条件，就显得很重要，但是，却往往很难得到满足。例如，国有企业搞创新、搞研发，有时候需要很长的时间，时间长了，各种不确定因素就多了，如果失败了，企业家或决策者还有可能要承受风险。大家想想，如果一个国有企业的利润是5000万元，拿出500万元投入研发，若干年以后研发成功，可能变成了5亿元，但很多时候我们通常等不及这个“若干年”，常常是希望立马能看到结果。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有主观原因，但更多是体制机制问题。在如此的体制机制下，谁有动力去创新呢？我们现在碰到的，就是这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第四个要素，是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必须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任何一项科技创新和研发投入，也必须顺应企业自身的发展规律。归纳起来，科技创新与企业发展相结合最要紧的是两个关键点：其一，企业任何的研发投入，都是需要有回报的。实事求是来讲，企业的任何一项研发活动，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更新、更多的投资回报。在一般的情况下，没有回报的事情，包括研发活动，企业是坚决不会去做的。这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企业“千做万做，蚀本生意不做”。其二，企业任何投入的回报，都是要可持续的。也就是说，企业所有投入的研发活动，不可能追求一朝一夕的回报，而是追求比较长远的目标、长远的利益。因此，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从科技创新和研发投入中得到的回报，不是短期的、零散的，更不可能是“捞一把”就草草收场，而应该是长期的、整体的。

　　第五个要素，是市场。应该充分认识到，既然我们选择了搞市场经济，那么，就一定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也要“心服口服”地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更要让市场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对于科创中心建设来讲，市场要素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除了一般的基础研究以及一些特殊情况之外，任何的科研成果或者任何的研发成果，最终都要能够通过市场这个环节实现产业化。不能形成产业化的科研成果和研发成果，市场一般是不会接受的，因为这些成果是不可能转化为生产力的。其二，即使科研成果和研发成果可能形成产业化，但是，产业化还需要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绝对不可能是“星星点灯”，或者是“橱窗内的样品”，“秀”一下而告终。目前，我国很多科研院校的产学研成果碰到的最大问题和瓶颈，就是在市场这个环节“卡壳”，不少的成果被束之高阁。

　　第六个要素，是政府。大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对于政府行政来讲，实际上也是存在着一定规律的，只不过我们以前可能关注得比较少而已，研究得也不够。在这里，仅仅就科创中心建设来讲，也可以大致梳理归纳出政府行政的两条主要特征。其一，“短期，是靠投入”。什么意思？由于政府掌握着大量的、丰富的经济社会资源，如果要追求短期效应的话，只要政府积极动员，加大资源投入规模，一般都会比较容易在短期内产生一定的效果。这种景象，在我国以往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比比皆是，但也可能会积累一些问题和矛盾，目前的“三期叠加”就是一个例证。其二，“长期，是靠制度”。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原来主要依靠大量的投入来拉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出现了发展方式不科学、不可持续的弊端，而相应的制度建设却相对比较滞后，反过来又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实际上，只有制度建设好了，才能做到“长治久安”，才能释放长期的效应。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提出要创新驱动，要深化改革，要释放制度红利，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通过对以上六个要素发展规律的梳理归纳和简要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在这六个要素的发展规律中，有共性的地方，也有个性的地方；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甚至相背离的地方；存在着共同利益的一面，也存在着利益冲突的一面。例如，一般来讲，科技人才包括其他类型人才都希望自己收入能够高一些、待遇能够好一些、发展前途会好一些，而企业往往则希望尽可能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包括人力成本，从而能够增加利润、提高回报，这就是一对问题，也是一对矛盾。如何解决这对问题和矛盾？最重要的、有效的切入点，就是能够寻找到达成双方利益的平衡点。

　　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看，我们应该怎么来建设科创中心呢？实际上，就是要寻找到各个要素发展规律的结合点，才能找到各个要素利益的平衡点，从而最终支撑起科创中心的建设。对此，可以很形象地作一表述：这六个要素，实际上就是“六张皮”。如何把原来的“六张皮”聚合变成“一张皮”？也许，这就是全国各地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关键点。

　　在北京海淀中关村，北京市商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展示手势识别设备。　新华社

　　结合点：人才、环境、制度缺一不可

　　那么，如何去寻找科创中心建设各种要素规律的结合点呢？也就是说，如何把过去的“六张皮”变成现在的“一张皮”？在我看来，最为重要和关键的是把握好以下三句话的内涵。

　　第一句话，核心是人才。我们以往常常是“重物不重人”、“重项目轻人才”、“重硬件轻软件”，转了一大圈以后终于发现，把科技人才作为一个重要的主体给忘了。大家不妨可以想想，科创中心到底靠谁去推动、靠谁去建设？当然，还是要依靠科技人才去推动、去建设的。因此，在科创中心建设进程中，科技人才一定是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从科技人才发展规律来讲，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两个力”的问题，也就是通过人才推动创新的动力和活力。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设想再好、规划再好、项目再好、政策再好、市场再好、前景再好，如果科技人才没有动力、没有活力，这么多的“再好”怎么去实现呢？因此，我始终认为，在全国各地建设科创中心的进程中，最核心的要素应该就是科技人才，当然也包括各类人才。因此，人才的动力和活力能否得到激发，不仅对科创中心建设是一个重要考验，而且对人才的动力、活力激发的创新环境建设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

　　第二句话，关键是环境。怎么理解科创中心建设的环境呢？实际上，我们强调创新已经很多年了，到了今天，我们依然还在讲创新。什么缘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整个创新环境没有营造好。

　　其一，创新环境里面最重要的一条，是创新的价值观有没有很好地确立起来。应该说，创新需要努力和坚守，也需要经过很曲折的过程。如果没有确立起正确的创新价值观，重视了去推推，不重视了就缺乏动力；想到了去搞搞，想不到就拉倒；有利益去弄弄，没有利益就躲躲；尽管有长期的目标和效益，但没人感兴趣，都去关注“短平快”。那么，一些重大创新、重大突破、重大技术、重大进步怎么能够迸发出来呢？所以，创新的价值观最重要。其二，创新的门槛有没有放低。实际上，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创新无处不在，因此，创新不能有门槛。现在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要考虑这八个字的门槛还有没有？还有的话应该把它去掉。其三，创新的机制形成了没有。比如，创新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甚至可能会遭遇到失败。这个时候，有没有容错的机制很重要。尤其现在体制内的很多人为什么不敢去创新呢？生怕到时候失败了，也许前途就没了，那谁还敢去创新？现在，已经建立了容错机制，这很好，但我个人觉得还不够完善，社会上也没有得到完全认可，容错机制的建立健全，对于形成创新氛围十分重要。其四，创新的成果能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这个问题，就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我国现在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体制也在不断完善，应该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如果你好不容易搞了一个创新，人家把手机拿出来一拍，就变成了人家的利益，原创者的利益如果得不到保护，创新的持久动力就会萎缩和消退。当然，创新环境还有很多内涵，但这四条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句话，重点是制度。现在大家知道了，科技人才的动力、活力很重要，科技创新的整体环境建设也很重要。那么，怎么去激发科技人才的动力和活力？怎么去营造有利于科创中心建设的整体环境？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抓好制度建设。应该充分认识到，解决一些科创中心建设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不能仅仅依靠“单兵突进”式的短期措施，而是应该建立健全一系列的制度，因为制度建设起到的是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实践证明，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很多问题和矛盾，化解科创中心建设中的一些瓶颈障碍，只有依靠制度建设，才可能是上策。如果从这个高度来看问题，那么，2015年5月上海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22条”，形成9个配套文件，建立“2十X”工作推进机制。这一系列的配套政策，如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在人才支撑方面的“20条”，2016年又进一步推出了“人才新政30条”；财政配套政策“16条”，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12条”。应该说，这才是抓住了根本，抓住了要害。

　　如今，全国相关城市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一些险滩需要跨越。不过，只要我们看清了方向，瞄准了目标，建立了制度，整合了资源，化解了问题，通过共同努力，持之以恒，经验互鉴，就有理由相信，各地建设各类科创中心的宏伟蓝图一定能够获得成功。沿着这个路径发展下去，中国也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创新型大国。

　　【思想者小传】

　　张兆安，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研究》智库团队首席专家，全国人大代表。长期在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和上海社科院从事经济研究、决策咨询、新闻出版工作。兼任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上海生态经济学会副会长等。曾长期担任《上海经济年鉴》主编，著有《大都市圈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等10余部专著，主持几十项重大课题研究，发表400多篇论文和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