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专论｜仁智二元论与陈亮朱熹之争

　　朱熹

　　陈亮与朱熹的分歧主要围绕着荀彧这个人物展开，于朱熹而言，荀彧之死不过咎由自取，其最大的过错在于辅佐曹操时的动机不纯;于陈亮而言，荀彧是拥有崇高理想的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个实干家，以“仁义礼智信”的标准去衡量，荀彧不可谓不是人才;根本而言，陈朱二人的分歧在于他们对动机、效果等关系的不同认识。值得一提的是，陈亮作为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将伦理道德与伦理道德的实现手段相互区别开的理论则被称作“仁智二元论”，时至今日，其中的不少观点仍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最近随着浙产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的热播，荀彧这个历史人物再次受到热议，也引起人们对陈亮朱熹之争的思考。

　　朱熹：

　　荀彧居心不正咎由自取

　　由于曹操历来被视为奸雄，荀彧之死受到很多人的同情。在曹操创业初期战官渡、伐刘表各战役中，荀彧(字文若)出谋划策、鞍前马后，建安十七年去世前已经当到了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可是，当有人劝曹操加“九锡”、受“魏公”之位时，荀彧却劝阻曹操要懂得谦让。曹操不爱听，从此冷落荀彧，最终充满悲剧地离世，可见荀彧是曹操猜忌多疑性格的一个牺牲品。然而，孝宗淳熙十一(1184年)、十二年间，理学大师朱熹(1130~1200)在一封信中对荀彧之死进行了批评，认为荀彧居心不正、咎由自取：“考其议论本末，未见其有扶汉之心也，其死亦何足悲?”朱熹也指出荀彧是大宦官唐衡的女婿：“则彧之失其本心久矣。”朱熹还把荀彧比作刘穆之、宋齐丘一类的人物，刘穆之先是辅佐刘裕篡位，建立刘宋政权，后因在刘裕集团内权力斗争中失宠而“以忧卒”;宋齐丘先是辅佐徐知诰(唐烈祖)篡位建立南唐，后因南唐内部的权力斗争中失势而隐居不出。在朱熹看来，荀彧最大的过错在于其动机不纯，“未见其有扶汉之心也”。汉室代表了正统，代表了君道，而曹操则是乱臣贼子的典型，因为荀彧追随曹操二十多年，目击汉帝权威每况愈下，曹操威势蒸蒸日上，他对曹操的篡夺之心不可能毫无察觉，荀彧最后的“以忧卒”完全是咎由自取，是曹操集团在全面篡位前夕内部斗争的牺牲品。

　　问题是，为什么朱熹在淳熙年间突然想到要批判一下九百多年前的荀彧呢?原因是当时他看到了杜旟(字伯高)写的两篇史论文章，杜旟在这两篇文章中引证了荀彧的事迹之后，说：“圣人独显仁、义、礼、信以为教，而神智以为几。”杜某的意思是，“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可是孔子以来儒家的列位圣贤都只是阐述了“仁、义、礼、信”的道理，对于“智”，却没有明说，后代学者只能从历史中学习领会，灵活运用，譬如像荀彧这样的智谋之士，就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朱熹看到这句话大受刺激，他批评道：“若其果然，则是仁、义、礼、信乃无用之朴，而智乃仁义礼信之贼矣。”朱熹说，原来“仁义礼信”是迂腐无能的象征，而“智”才是建立功业的本领，儒学之所以不振，原来是因为儒家缺乏智谋之士，那么这种儒学与战国的法家、纵横家有什么区别呢?

　　陈亮

　　陈亮：

　　荀彧明天下大势通古今之变

　　早在淳熙二年完成的《三国系年》中，陈亮认为，东汉末期，汉室已经无法保持国家安定，而唯一能够实现黄河流域安定、结束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减轻人民痛苦的力量就是曹操，因此，曹氏取代东汉可谓完全顺应了历史潮流。问题在于曹操是不是要亲自结束东汉、登基称帝。陈亮引用曹操自己的话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可见曹操自己也愿意当生前臣服商朝的周文王，而把改朝换代的任务交给继承人(周武王)，那么这与荀彧劝谏的意思完全一致，曹操疏远冷落荀彧实为不智。相反，陈亮称赞荀氏是一个有高尚理想的思想家和实干家：“盖明于天下之大势而通古今之变者也。”而后世很多人(自然包括朱熹)把他看作一个利欲熏心的谋士：“世徒以智计归之，岂其然哉，岂其然哉!”。陈亮认为荀彧不但有理想、有抱负，而且，拿“仁义礼智信”来说，理想和抱负是“仁义礼信”，手段和能力则是“智”，荀彧既有能力、有手段去辅佐曹操干出一番事业，此之谓“智”，又能够以君臣大义阻止曹操篡位登基，此之谓“仁义忠信”，这样的人岂不是杰出的人才吗?

　　关于“智”与“仁义礼信”的关系，陈亮在另一篇文章中还说，三代圣王，以仁义定天下;春秋五霸，以智谋成霸业;战国七雄，则以国家实力对战，历史经验证明，国家实力是派生性的、第二位的，仁义与智谋才是第一位的：“然德化之与仁义，皆人主之躬行者也。至于排难解纷，则岂可不以谋，而力乌用哉?”“智谋”的作用是排难解纷，即解决现实的问题，智谋之士因此极其可贵。陈亮进一步指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中，“智”的把握和运用是最难的，“盖五常之用，智为难，仁义礼信过则近厚。过于智，贼矣”。“仁义礼信”作为道德准则，但“近于厚”，即被人欺骗而不能建立功业，三代以下要想建立功业，就必须用“智”。在陈亮看来，“智”是一种没有确定方向的冲动，具有开物成务、“排难解纷”的功能，“智”可以不在“仁义礼信”的引领规范下自发地在历史进程中展开，其在历史中的实现形式就是“功利”。但是这种自发的“智”是危险的，其创造的历史效果(功利)可能合于“仁义礼信”，也可能违背“仁义礼信”，甚至流于“贼”。

　　陈亮与朱熹的分歧

　　陈亮与朱熹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呢?显然，朱熹从曹操的动机出发，认为曹操最终目的就是要谋朝篡位，其动机大逆不道，荀彧长期辅佐曹操，就是助纣为虐，毫无正面价值。陈亮却结合曹操集团的一系列军事政治实践，结束了黄河流域军阀混战，其客观效果是恢复了社会秩序，安定了人民生活，保护了社会生产力，这说明曹操取代东汉是历史潮流，荀彧辅佐曹操的行为值得肯定。

　　陈亮与朱熹的分歧在深层次上反映了程朱理学与浙学对动机、效果关系的不同认识。陈亮根据儒家"内圣外王"的架构，将“智”看作是从“内圣”(“仁义礼信”)开出“外王”的中介。没有“智”“仁义礼信”无法在历史时空中落实，发挥“仁民爱物”“拯斯民于水火”的功效;只有“仁义礼信”与“智”相互配合，五常并举，即陈亮所谓"故君子行权于正，用智以理"，儒家的外王事业才有可能实现。这种把伦理道德与伦理道德的实现手段区别开来的理论，可以命名为“仁智二元论”。朱熹则坚持西汉董仲舒提出的“明道不计功”，认为动机的正当性(正心诚意)是首要的、决定性的，效果的正当性永远是第二位的、派生性的;而“智”与“仁义礼信”组成了“五常”这一有机整体，代表了动机的价值正当性，陈亮将其从“五常”分出来，是非常错误的，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

　　以今天的眼光看，陈亮的“仁智二元论”有两点十分可贵：

　　第一，陈亮认为“仁义礼信”是动机，“智”是实现动机的手段，二者互为条件，不可分割，又不能混为一谈。“智”作为将动机转化为效果的中介，是儒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忽视“智”，儒学就是僵死的无用的。主观动机是否良好，应该结合动机所引起的客观效果来考虑，绝不能把良好的动机绝对化，单纯以动机决定价值评判，而应该将动机与效果结合起来考虑。

　　第二，陈亮将“智”与“仁义礼信”区别开来，并不是轻视儒学的道德规范，相反，他重视价值引领对实践活动的规范、引导作用，认为排难解纷、解决实际问题的“智”必须在“仁义礼信”的规范引导下展开，否则会“流于贼”，倒行逆施，无所不为。

　　陈亮这些观点反映了浙江人干实事、重实践、看实效、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的理性思维，又体现了浙江人崇学向善的良好道德风尚，回顾朱熹与陈亮这场辩论，对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