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和作为思想家的陈亮

　　以前对陈亮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思想内容。对陈亮的为人，则有意无意地予以忽略。这是学界在研究古代思想家时通常的一种趋向。而在古代中国的真实情境中，一个思想家的性格、脾气、嗜好、为人等等，与他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学术观点与其政治态度基本可以分离，与个人的脾气、爱好等等关系更为疏远，但在古代中国，其人格与学问的联系通常较为紧密，其学问的增进也通常被认为可通过完善人格来完成。如果完全忽略思想家的为人，必会使思想家的研究走入偏枯，也很难挖掘出其思想的全部意蕴。

　　陈亮为人研究之所以成为必要的另一个理由，则是陈亮的真实形象在历史留存与社会传播中的严重变形。陈亮的思想又曾遭人误解，多年以来，人们多以朱熹对陈亮思想的概括——“王霸并用，义利双行”来认识陈亮思想。到近一二十年，学者们才依据文献清理此等讹误。而在陈亮的其他方面，类似的误解更多。这种误解与陈亮同时代的人就有，给现实的陈亮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野史中的讹误，给陈亮涂上了奇怪的油彩。民间传说出于自身的特点，不由自主地对陈亮神化或丑化，更是远离了陈亮的本真，让陈亮在后人的印象中光怪陆离。

　　今天我们研究陈亮之为人，一方面是为了澄清加在陈亮身上的种种不实之词，还陈亮一个真实和清白。其次，也是更为关键的，则是研究陈亮的为人与学问间的种种内在联系，以期进一步把握陈亮思想的精髓。再次，也要澄清古人乃至今人对陈亮乃至浙江人的种种误读。

　　本文集中讲一点：陈亮是事功思想的提倡鼓吹者，但这并不意味着陈亮在生活中是一个纯粹的功利主义者，更不意味着他是一个自私自利之徒。

　　陈亮创立的永康学派，以倡言事功为要旨，与金华学派、永嘉学派遥相呼应，举起了与当时的主流学术——心性之学抗衡的大旗。但如若由此将陈亮看成是一个只要事功、不计其余的功利主义理论家，进一步在生活中将陈亮看成是一个纯粹的自私自利者，那就是彻底地误读了陈亮。

　　其实，朱熹只认为陈亮将道德与事功割裂开来，也不认为陈亮是一个纯粹的功利主义者。陈亮则激烈地反驳了朱熹的认定，坚称自己是道德与事功的统一论者。用今天的话来说，陈亮认为，道德属于人的内在修养，人们其实无从判别。一个人的道德修炼即使到家，也只能通过外在的行为表现才能认定。古往今来，凡是成就了大事业的，必定在道德修养上取得了真正的成就。如果完全凭私利行事，因为不合于天理，就必然会遭到失败。既然他们已做成一番英雄事业，再议论他们的道德修养上有无成就，那就是迂腐之论了。陈亮强调事功的重要性，其实是强调衡量道德的标准。陈亮没有跳出古代社会的大框架，不可能将道德撇在一旁，单纯抓牢事功一头不放。他在主张修养为最主要大事的理学面前，大胆提出异见，尤其是从衡量道德的标准入手，强调内在的道德修养必须转化为外在的功利，强调理论如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等于白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陈亮是事功思想的倡导者，而不能说他是一个纯粹的功利主义者。

　　另一方面，陈亮承认私利的正当性，他说，好色、好货、好勇，皆人心所同。但陈亮也承认，当它们作为一种个体的特性，可能是有害于道德的。关键是如果将这些人性的欲求扩展到全社会，比如说每人皆好色，如果让天下人皆有配偶，都有机会好色，则全社会的最大道德就达成了。好货也一样，要让全社会成员都富起来，好货就不成其为人性之缺陷。陈亮是在全社会的行动领域来解决私利与公众利益的冲突的。他遵循传统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古老准则，将人的自然需要转化为人的社会存在，将人的个体需求转化为全社会的共同诉求。简言之，由私到公，便是陈亮由欲到善的实现途径。所以，如果说陈亮是一个事功论者，那么，他鼓吹的是全社会的事功，而绝非他个人的利益。

　　那么，陈亮如何在生活中落实自己的事功思想?这可从下列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陈亮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一生以倡言恢复为大志，即以国家的事功看成他自己的最大事业，实践了自己将私利转化为公共利益的理论主张。

　　其次，陈亮一生以做事自期，以改革旧制自期，以在实际政治活动中发挥作用自期，简单地说，他的平生理想，是做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在国家大事上建功立业。对文字、理论等精细领域的活动，他虽自负，但决不诩为最高成就。他的平生理想，便是提出一整套新的治国方略，一下打动皇帝，采取他的新见，自上到下，雷厉风行，开国家数百年太平之基。他给皇帝上书时，虽然在学术上已有自己的见解，但他对学术上的争论，都点到辄止，而着重于政治、军事、地理形势的分析。至于后世写进种种思想史、哲学史的陈亮的理论观点，在我看来，虽为陈亮胸中所常有，却是一偶然之产物。他如果不逢朱熹，不与朱熹争论，他流芳百世的思想未必会那么系统地见诸文字，他未必有心去写下那么一大篇文字。所以，陈亮作为一个思想家传世，很可能并非陈亮的本意。

　　再次，必须强调的一点是，陈亮尽管热心于理论、热心于国家大事，不喜欢实际事务，但他对自己的切身问题的解决仍然很有办法。简单地说，也就是能很好地解决个人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他少年得志，婚姻顺利，但随即陷入贫困深渊，父亲被系狱，母亲病故，祖父母随即双亡，一家停棺三口，良田卖尽，无以为葬。但到他四十余岁，家境已颇为宽裕，买田盖屋，其庄园还颇有规模，楼台亭阁，无所不有，已携“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的富贵气象。他为何能挣脱贫困，跻身富贵，应该是借经商完成。但这使乡人大不解。他一生两次入狱都与此有关。人们起初以为他交通官府，索取贿赂，后来甚至疑心他暗地打家劫舍，为一豪侠。虽陈亮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第一次入狱三月左右，第二次则有一年多。陈亮之不能见容于地方竟至如此!仅此一点，就可让整天嗟伤自己穷困的文士羞惭无地。

　　第四，长于处理自己的生计，也不能就判断此人是一个自私自利之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那些讲究实际利益的人称作自私自利者。现在对务实的浙江人，也有这种误读，认为他们除了钱以外，六亲不认。其实，一个人如以追求个人利益为最高目的，不计其余，他的追求未必会取得成功，因为人们将会无法同他合作。如果从市场经济的视野看，这个问题会显得更清楚：一个人如不是为了他人的需要而生产，他的产品将无法在社会中实现价值。

　　我们回到陈亮身上，也没有发现擅长处理生计的陈亮有什么损人利己的劣迹。相反，他乐于助人，多次向执政者推荐他认为可担当大任的朋友。他两次下狱，在困境之中，也从未信口雌黄，诿过于人。但为什么在中国，一讲个人利益就会被人认为自私自利?这跟中国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古代中国擅长定性管理，不长于定量，公私之间的界限便难以合理划定，要么以公害私，要么以私害公，各种法律和道德规范都未能清楚区别此间界限。因此在道德判别上便不得不采取简单化的趋向：既然不能讲私，索性一味讲公。

　　（作者为浙江学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