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读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探源

　　宋代湖湘学派创立人胡宏有一句名言：水有源，故其流不穷；木有根，故其生不穷。同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本源，才能源远流长。那么，在胡宏所处的年代达到鼎盛的海上丝绸之路（也称海上陶瓷之路），它的源头和起点又在哪里？

　　令人惊讶的是，从大量的史料看，国家有关部门及联合国有关组织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地的认定竟然仅限于海上港口，而源源不断将大宗外销产品陶瓷等运到这些大港的内陆主产地、起运地和运输线路，竟然未包含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内。笔者认为，这种认定不足以反映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从内陆开始的波澜壮阔，缺乏完整性。为此，有必要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作出重大贡献的陶瓷原产地和起运地给予重新认定，让内陆起点地沿线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形势下重放光彩。

　　丝绸之路从陆上到海上的演变

　　自公元前139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艰难完成著名的“凿空”之旅，始有延续2000多年的中外丝绸之路。“丝绸之路”通常是指欧亚北部的商路，以长安（今西安）、洛阳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陆上丝绸之路”。

　　西方对中国东方文化的认识，最早就是通过丝绸之路获得的。古希腊、罗马称中国为Seres，即丝绸。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海上交通的路线。从起始来看，它的年代甚至比陆上丝绸之路还早。但在唐代以前，其规模和范围还不能与陆路相比。北宋时，海上丝绸之路得到有效拓展，到南宋，海上贸易已达历史顶峰。其贸易量和覆盖范围，已远非陆路可比。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两宋时期，疆域逐步缩水，辽、金割据北疆，而西夏又阻断西域，为了生存和国库丰盈只能掉头向海，拓展海上贸易。

　　二是宋朝时科技发达，民智开放，造船和航海能力强大。

　　三是海外贸易利润巨大。所以宋高宗赵构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埠通货贿。”

　　从两宋起，由于陆上丝路交通变为以海上丝路为主，交易的货物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贸易输出的主要商品从原来的丝绸为主变为以瓷器为主。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也开始以China（陶瓷）代称中国。日本著名陶瓷学家三上次男在著述的《陶瓷之路》一书中，就把这条运输瓷器的海上丝绸之路誉为“陶瓷之路”。

  龙泉青瓷在宋元时期海上丝路居主导地位

　　青瓷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个巨大贡献。中国所有瓷器都是在青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青瓷有“瓷器之母”或“瓷器鼻祖”之称。龙泉青瓷，承自越瓷，始于南朝，兴于北宋，盛于南宋。青瓷以瓷质细腻，线条明快流畅、造型端庄浑朴、色泽纯洁而斑斓著称于世。

　　烧制龙泉青瓷的龙泉窑是宋代“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之一。北宋覆灭后，汝窑、定窑等名窑被战争所破坏，瓯窑和越窑也相继衰落。到南宋中晚期，龙泉窑结合南艺北技，创造了我国青瓷史上的顶峰。青瓷被欧洲贵族赞为“雪拉同”（Seladon，欧洲名剧《牧羊女亚司泰来》男主角雪拉同的美丽服饰），被阿拉伯人誉为“海洋绿”，贵比黄金。

　　据初步考证，宋元时期中国的商业和对外贸易异常活跃。海上丝路上劈波斩浪的大部分是中国的商船。商船中所装的货物，瓷器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瓷器中龙泉青瓷又占了多数。

　　龙泉市青瓷协会会长徐定昌曾在接受浙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据史料记载，沿瓯江两岸共发现古代青瓷窑址500多处，龙泉青瓷每年出产量达2000多万件，其中出口估计达1000多万件。另据浙江在线新闻网站2008年1月2日报道，800年前龙泉是“国家级出口基地”，出口量达1000多万件。而据《大明会典》第194卷载：当时外销青瓷盘每只价为150贯（宋元时期1贯为1两银子，1两银子约合现在500元人民币）。若按年外销量和平均单价均减半的保守估计，即年出口量为500万件，平均每件75两银子，则销售额达3.75亿两银子，约合人民币1875亿元，相当于2016年丽水市1200亿元GDP的1.5倍。

　　“中国陶瓷研究之父”、原故宫博物院陶瓷馆馆长陈万里曾先后8次到龙泉大窑等地考察古窑址，他说：“一部中国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一部浙江陶瓷史，半部在龙泉”。并写成了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察报告《瓷器与浙江》。这部旷世之作确立了浙江瓷器的地位，尤其确立了龙泉窑的地位，成就了中国陶器史上一段佳话。

　　由日本宋代研究专家小岛毅教授所著《宋朝：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一书中明确阐述：“宋代陶瓷才是贯通古今东西、人类所能得到的最美的器物。”“比起黑瓷和白瓷，当时的宫廷更喜欢青瓷。南方的产地是处州龙泉县，龙泉窑继承了自古繁荣的越窑的传统。”“因为占沿海的地利，所以出口量很大”。

　　中国历史地理学泰斗陈桥驿在为《龙泉县地名志》作的序中说：“从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起，循海道一直到印度洋沿岸的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东非沿海……无处没有龙泉青瓷的踪迹，这条漫长的‘陶瓷之路’，实际上就是中国陶瓷特别是青瓷开拓出来的。”

　　日本著名陶瓷学家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一书中写道：进入十世纪前期的五代以至宋代，“生产青瓷的中心地就转移到浙江省的龙泉地方，这种青瓷器的青色，其清澈犹如秋高气爽的天空，也如宁静的深海，这就是名闻世界的龙泉窑青瓷。”“龙泉青瓷长期占据着华南陶瓷的宝座”。

　　南开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刘刚、李冬君夫妇在《人民网》发表的《宋朝的大航海时代》一文中指出：“宋代最为流行的不是景瓷，而是龙泉瓷，宋朝五大名窑，其中哥窑就是龙泉瓷的代表，其余四窑，都属于宫廷品位，不入西洋之流，不在外销瓷的范畴，唯有龙泉瓷，对内能满足精益求精的宫廷品位，对外能行销世界。那时，景瓷初兴，青白瓷跟着龙泉青瓷的身后走向世界。”

　　《中国瓷网》2016年3月25日发表题为《龙泉青瓷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一文称：龙泉青瓷是中国陶瓷史上窑业历史最长，窑系范围最广，产品质量最优，世界影响最大的瓷器。

　　2009年9月30日，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是全球第一也是唯一入选的陶瓷类项目。

　　1984年，韩国考古界打捞出一艘中国元代沉船。在这艘船上，共发掘出了17000多件瓷器，其中龙泉青瓷就有12300多件，占比高达72%。迄今，土耳其伊斯兰堡博物馆还藏有中国古代龙泉青瓷1300余件，伊朗德黑兰博物馆、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吉美博物馆等世界著名博物馆都将收藏的青瓷视为珍宝。著名的“南海一号”沉船中，也发现了无数件精美的龙泉青瓷。

  宋元海上丝路真正起点——龙泉及瓯江两岸

　　就像大江大河需要溯源一样，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也有自己的源头。不然，古代海上丝路就不完整。既然学界已经公认，宋元时期是海上丝路最鼎盛的时期；既然我们已经探明，龙泉青瓷是宋元期间海上丝路的主要外销产品和王朝获利的主要工具与载体，那么这个源头就应该从大量生产龙泉青瓷的原产地和首次装载青瓷的商埠码头去寻找。这才是陶瓷之路真正的起点。

　　现在很多地方都在争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地位。但许多只是涉及到沿海商埠，还没有追寻到它的源本。《人民日报》2014年7月2日刊文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福建泉州港确定为唯一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广州港和宁波港也都被文章认为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

　　毋庸讳言，上述港口在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中都作出过重大贡献，但笔者认为，他们确是起点，但都只是海上的起点，他们的另一个身份是内陆航运陆运与海运的中转站，而不是全程的陶瓷之路的起点。因为那不是陶瓷首次装载地，更不是首个商埠码头。如果没有内陆起点和源头，目前所谓的从泉州等港口起点的路，只能算是一个半截路。我们可以分析推测，认定方可能将海上丝绸之路机械地理解为从海上起始，而把作为海上丝路主导商品的青瓷原产地撇开。如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这样理解，我们也可要求该组织能够按青瓷主产地至销售地的全程的丝绸之路（或称陶瓷之路）来认定。这样，也称陶瓷之路的海上丝路起点地就有了从陶瓷主产地认定和主港口地认定两种认定。主产地认定与从海上起始算起的认定相比，具有更加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这种认定让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更合理、更科学、更完整、更人性化，使海上丝路延伸到大宗主导产品的原产地和首次装载地，让有陶瓷之路美誉的海上丝路更名副其实，有利于完整地体现海上丝路大宗外销产品生产——运输——销售的全过程，并使海上丝路总长度比原来增加750公里左右（其中丽水龙泉沿瓯江到温州约250公里，温州出海到泉州约500公里）。

　　其次，让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延伸到内陆腹地，对沿线地区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起到巨大的助推作用。可以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更多人到内陆腹地旅游和投资，也可促进内陆海上丝路起点地沿线城市的商品更好地行销世界各地，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

　　值得浙江学习和思考的是，内陆地区江西正倾全省之力力证“世界瓷都”景德镇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然而，从众多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宋元时期，景瓷与龙泉瓷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前述南开大学教授刘刚、李冬君夫妇在《宋朝的大航海时代》中已讲得非常明白：“宋代最为流行的不是景瓷，而是龙泉瓷。那时，景瓷初兴，青白瓷跟着龙泉青瓷的身后走向世界。”但江西省却敢于向真正的青瓷原产地浙江丽水叫板。这也说明了他们在这方面比我们浙江人，起码是丽水人的品牌意识要强，对历史遗存的挖掘和保护更为重视和着力。

　　那么，陶瓷之路的源头在哪里？很显然，就在丽水境内的龙泉以及瓯江两岸星罗棋布的龙泉窑中；而运送青瓷等商品的起点码头，就是以大港头古商埠为主的瓯江两岸的港口码头。

　　证明瓯江两岸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始航道，大港头为重要商埠码头的依据和史料颇多。笔者能找到的资料有：

　　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千年港埠》一书序言里就明确指出：“莲都的港埠文化，绵延千年，历史悠久。”“至两宋时期莲都港埠开始走向鼎盛。”“南宋中期，伴随着对外交流的日渐密切，莲都港埠更是成为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一站。从这里运出的瓷器、漆器、丝绸远渡重洋，远销日本、印度、东南亚、中非、欧洲等世界各地。”“莲都港埠作为古代重要的水上中转枢纽，为促进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八百里瓯江》一书指出：“大量的史料与考古报告可以证实，宋元时期的瓯江沿岸航运业与造船业十分发达，港口兴盛，著名的龙泉青瓷成为早期海上贸易的重要物品之一。”“八百里瓯江，历来是浙西南的水上交通要道，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特别是海上瓷器之路的重要节点。”文中还特别指出：“丽水县的大港头曾经是一个重要船埠，为‘瓯闽之通途，津梁之要害’。”“八百里瓯江，沿岸有不少集市、埠头，如大港头、下河埠、大水门及青田、永嘉沿岸的各个船埠。”明确了古堰画乡大港头埠作为瓯江上游第一个港口埠头的重要地位。

　　南开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刘刚、李冬君夫妇在《宋朝的大航海时代》中继续说到：“到了宋代，陶瓷之路的起点转到了瓯江上游的龙泉窑，出口就在温州。从温州出发，走东洋，或经由明州转口，或直接就去，下西洋，往广州、泉州转口。”明确提出“陶瓷之路的起点就在瓯江上游”。

　　据《浙江地区古窑址资料》记载：古代青瓷窑窑址在莲都区域已发现20余处。早期窑址有吕步坑一处，烧瓷时间从南朝至唐代。元代窑址较多，在碧湖、石猴、保定等地均有发现，属龙泉窑系。书中指的石猴窑就在大港头东偏北2公里处，保定窑就在大港头对岸3公里内。这种“前埠后窑”的格局，也为大港头古代商埠提供了强劲的生命力。

　　据《丽水地区交通志》记载，“南宋时期，处州（丽水）龙泉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瓷业中心。瓯江上游瓷窑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只往来如织，日夜繁忙”。如果是夜间，那窑火于朦胧的山光水色之中闪烁，犹如繁星点点；如果是白天，江上运瓷船只拖曳在波光潋滟之中，又仿佛是条长长的飘带。那情景，也是非常令人神往。

　　而距瓷都龙泉不足百里水路的大港头，为上下游500口瓷窑的中心，也正为瓯江东出温州的中段，同时又是两江（龙泉溪与松阴溪）汇聚之处、水陆交通必经之地和丽水交通咽喉，被认为是难得的风水宝地和战略要地。因此，大港头埠头自然成为瓯江流域人流船只的汇集之处。

　　到了明清时期，大港头商埠仍然繁华。清代处州诗人朱小塘（1852年至1901年）曾在一首《大港头春望》的诗中描述：“雨歇村南大港头，湖光掩映夕阳楼；也能热闹如城市，六县来船并一州。”从青瓷外销历史看，由于明清实行海禁，龙泉青瓷生产逐渐式微，到民国几乎难觅其踪。但据诗可知，清时的大港头商埠，处州六县的船只集聚到此处，就像城市一般热闹繁华，令人流连忘返。由此也可想象，宋元时期的大港头商埠，又是何等的盛况？

　　瓯江两岸应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重放异彩

　　如今，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赋予了浙江特别是丽水及瓯江沿岸地区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们应让海上丝路真正的起始地丽水及瓯江两岸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5月14日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讲话时提到的“要用好历史文化遗产，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旅游产品和遗产保护”的指示精神，我觉得当前起码可以做好以下这样几件大事：

　　首先是抓紧做好相关项目的申遗和保护。建议丽水、龙泉等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向国家有关部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丝绸之路（陶瓷之路）起点地的重新认定，明确宋元时期陶瓷之路起点地在丽水龙泉及瓯江两岸的港埠码头包括大港头古埠。建议将“大港头古商埠及其遗址”纳入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推荐项目“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首批遗产点名单。

　　其次是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旅游产品和旅游目的地，同时利用好海丝之路起点地这个金字招牌，做好对海外招商引资这篇大文章。

　　【作者为新华社浙江内参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