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首例“枪手”获刑的警示意义

　　7月15日，因帮助曾甲、曾乙和谢某找代考“枪手”，匡某被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以涉嫌组织考试作弊罪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认为，匡某在本案中主动寻找并联系替考人员，安排替考人员住宿，并安排发放准考证，实施了组织行为，起到了组织领导的作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认定为组织考试作弊罪。8月11日，北京市房山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匡某被当庭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

　　替考等作弊行为，包括每年一度的高考在内，几乎所有事关前程命运的大大小小考试，这类现象基本从未杜绝过。尤其是高考、考研、公务员招录等重量级的国考，被查出的作弊方式更是五花八门，被揪出的替考则更体现出市场化。无论是替考或是任何方式的作弊，不但扰乱了正常考试秩序，给努力刻苦的考生带来极大的不公平，其对国家造成的潜在危害和对社会价值观造成的破坏也是非常深远的。尽管国家和各地对每一次大考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乃至高科技，却依然无法完全消除替考等作弊现象，甚至连替考等作弊的手段和方式也是与时俱进，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替考等作弊行为的违法成本太低。

　　在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之前，作弊和替考只属于道德纪律范畴，不但对一般的作弊、替考也只是批评教育了事，即便是国考查出的作弊替考也只是给予一般的行政处分，非但起不到相应的震慑作用，反而助推此风的愈演愈烈甚至形成了市场化操作。刑法修正案(九)的施行和北京首例“枪手”的获刑，标志着对替考等作弊行为的追究已经正式进入刑法范畴，替考等作弊行为也已由一般的道德规章上升到刑事犯罪。这对于预防和打击替考等作弊行为，无疑更具成效和震慑力。

　　虽然北京首例“枪手”获刑，其警示意义不同寻常，但我们也不可因此就认为天下太平，认为替考等作弊行为从此就销声匿迹了。事实上，无论是替考还是其他犯罪行为，再严厉的法律追究和惩处，都难以彻底消除犯罪现象，尤其是对性价比很高的这类替考作弊，提高打击和惩罚力度，对于某些行为人来说，要么选择打消念头、放弃犯罪，要么则是选择更隐秘的犯罪方式。因此，刑法修正案(九)的施行，对于打击替考犯罪同样也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会客观上促使此类犯罪更加隐秘，更加难以查处，另一方面给考场预防查处会带来更大的难度。

　　从本案匡某的犯罪过程中就能看出，“枪手”犯罪很少是发自内心的意愿，要么是利益驱动，要么是“盛情难却”，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传统的人情社会，“盛情难却”所造成的替考犯罪，往往比利益驱使更能让犯罪的冲动欲罢不能，而对于某些拥有一定权力或一定经济实力的考生家长，他们在寻找“枪手”时，不但会“恩威兼施”，甚至包括替考败露后的各种应对方式都会周密策划，更包括对被刑事追究后的各种补偿。这就意味着，今后不但会出现对替考犯罪的查处难，还会在司法等各种责任追究中遇到更多的干扰甚至障碍，其涉及的执法和司法公正，远比其他各种犯罪查处更复杂也更难应对。另外，除了直接替考和直接责任者被纳入刑责追究之外，对于间接责任的追究并没有明确的制度界线，用坊间的话说是“两可之间”，这就给利益输送、权力干扰甚至寻租留下很大空间和漏洞，给替考作弊查处与追究带来更多挑战。

　　“枪手”虽已获刑，反作弊任务依然任重道远。从古至今，出现在各种考场上的作弊与反作弊始终都是相伴相随，明代对于科举考试的作弊行为甚至采用极刑，却依然没有完全杜绝替考。因此，刑法修正案(九)的施行，说到底只是大幅提升了替考等作弊行为的违法成本，在给查处带来更大挑战的同时，也对包括考场监督在内和司法等相关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信随着立法的逐渐完善，惩治力度的加强和素质教育的不断提升，替考等考场作弊行为也一定会越来越罕见。